用传统的数量型政策管理工具去管理能源市场，不仅使能源使用效率得不到有效提升，而且会使污染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根治，环境正义得不到真正的伸张。
始于1月6日的雾霾，在我国肆虐了10多天，范围之大堪称历史之最。它覆盖了从吉林到广东、从陕西到安徽近20个省市的天空，所造成的伤害陆续显现出来。它不仅使高速公路相继封闭、工厂停产、基建停工，甚至呼吸道疾病的发病率也在持续攀升。
1月12日，长春环境空气质量指数涉及PM2.5的AQI为312，为严重污染；北京AQI指数濒临“爆表”，空气质量持续六级严重污染。次日，北京城区所有监测站点的空气质量均处严重污染级别，除海淀北部新区、海淀植物园外，所有站点的空气质量指数AQI都已达到顶峰值500.
为此，中央气象台持续发布最高级别的雾霾黄色预警。各地环保、卫生、交通等部门纷纷采取应对措施。北京也首度发布了霾橙色预警。同时，政府要求30%公务车停用，并监督相关排污单位减少污染排放；南京市环保局和气象局启动了人工降雨机制，择机实施人工降雨并加强对工业企业的监管；河北省气象局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Ⅳ级响应；河南郑州市交运委对超标排放的公交车实行限行，同时加强对建筑工地扬尘的监督管理，责令15%的建筑工地停止施工作业；武汉市环保局也开始严格监管工业企业烟尘排放，确保达标。
尽管地方政府推出了各种应急措施，不可谓不尽职尽责，但几乎都是针对石油、煤炭等一次能源使用及其排放进行的临时性措施，如针对机动车尾气污染排放、相关工业污染排放、冬季燃煤采暖等。然而，空气污染改革开放以来就存在，个别地区的污染强度还在增加。
经济发展与生活品质提高确实需要石油等一次能源，但什么样的能源能在使用中真正反映出使用价值，如何在使用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并减少污染，如何保证环境的公正而不是让个别企业主获得经济利益或让个别官员获得政治利益后，环境损害成本及损害后果强行由听得到经济发展却享受不到发展成果的全体公民去承担？这些值得深思。
雾霾不是简单的能源消费结构的问题，而是能源消费价格的问题。我们在制定能源政策时，太习惯于用传统的数量型政策管理工具去管理能源市场。它不仅使能源使用效率得不到有效提升，而且会使污染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的根治，环境正义也得不到真正的伸张。
由于一次能源价格长期低于其价值，致使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时，又刺激了新一批高耗能加工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为了增加GDP大量举债投产，使全国不少产业有30%甚至是60%的富裕产能，而在债务方面，2011年底仅钢铁业就有4000多亿美元的负债，而且成为中国银行业坏账潜在的主力军；另一方面，相互压价开拓国际消费市场，又将我国财政对能源的补贴通过产品补贴给了全球的消费者。这种低能源成本预算约束下投资决策或经营结果不仅恶化了国内企业自身的经营状况，而且也降低了企业可持续发展和创新的能力。
BP公司墨西哥湾漏油事故使美国政府官员们数罚款数到手指抽筋。他们通过立法，对肇事者一视同仁，用价格工具管理污染，以漏失一桶油、污染一平方米土地等为罚款的标的，而不是以“彻底清除”、“彻底封堵”等行政命令去管理市场和污染。
在石油等一次能源价格管理上，美国更推崇由市场定价，政府则是通过用交易杠杆、资金成本与流向以及对资金监管的导向等价格型工具去管理石油等一次能源，使企业在经营决策时必须将未来能源成本的变动和对环境的损害作为最重要的经营参数去进行评估。
为此，如果我们继续摒弃用价格工具去管理石油等一次能源，不要说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恐怕雾霾问题也不可能根本性地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