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着水库没水喝，守着电站不敢用电；电站越建越多、群众越迁越穷”，这种怪现象，就出现在黄河上游梯级水电开发地区。2006年2月，中共中央党校课题组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黄河上游青海河谷的水电开发不但没有富了当地群众，反而加深了当地贫困。
看来，水电站带来的不全是福音。
大坝也会带来灾难
2003年8月24日，一场特大洪灾突然降临陕西渭河流域，洪灾持续到10月5日。在洪水肆虐之下，数十人死亡，20万人被迫撤离家园，大量农田、村庄被淹，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亿元。
陕西渭河流域位处三门峡大坝上游，这里几乎成了每年水害的重灾区。40多年前，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曾极力反对修建三门峡大坝，他指出，兴建三门峡大坝的结果将是“水灾搬家”—将下游水灾引到上游，想不到竟一语成谶。
目前，全世界一半的河流至少建有一座大坝(高度在5米到15米之间，总储水量超过300万立方米)。中国的大坝数量居世界第一，美国位居第二，大约有5500个大型水坝。另据估计，美国约有 9.6万座小坝。如果按该大小型水坝的数量比粗略估计，世界约有80万座小型水坝。全世界水库的总蓄水量已高达几乎相当于世界全部河流水量的5倍。大型水库的重量太大，将引发地震。事实上，已有水库诱发的地震记录在案了。地球物理学家们甚至估计，由于水库而导致地壳重量的重新分布，可能会对地球自转的速度、轴的倾斜以及引力场形状产生影响。水坝的经济利益价值也应该重新进行评估。由于水坝建造太多，自然生态受到严重影响。其中淡水生物是生态系统中退化最严重的。世界很多地方，水库淹没的漫滩基本都是最肥沃的农田；这些地带的沼泽和森林是多种野生动物的栖居地。埃及举世闻名的阿斯旺大坝虽然发了大量的电，遗憾的是都给了大公司，而不是百姓。而阿斯旺大坝泥沙的淤积，却给尼罗河两岸的人们带去了无尽的灾难，部分水坝地区人民的生计来源和文化习俗则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回想1955年，为了配合三门峡大坝的兴建，陕西开始启动移民工程。30万人从被称作是“陕西省‘白菜心’”的关中平原迁至宁夏、渭北等偏远地区，饱受迁徙之苦。但是意想不到的是，在三门峡大坝蓄水一年之后，由于调整运行方式而不再蓄水，致使原来的淹没区重新变成耕地。于是已经搬迁的移民又纷纷返回库区。在多次与当地政府交涉下，终于得以重新落户。而在2003年的渭水水灾中，有数万灾民恰恰是当年的返回库区的移民。
事实上，这座黄河上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在建立之前就因为淹没问题遭到陕西省内农民的强烈反对。按照原来规划，三门峡蓄水之后，将淹没200万亩良田，移民90万。
尽管如此，为了避免黄河下游“迫在眉睫”的水灾，大坝还是在1957年匆匆上马。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是：为了下游8000万人民的利益，牺牲陕西100万人的利益是值得的。据了解，在移民时，有关方面还喊出了“迁一家，保千家”的口号。
然而，建成之后蓄水仅一年，严重的泥沙淤积就已经威胁到上游西安的安全。与此同时，在勉强完成30万移民之后，陕西的移民工作也面临困境。为减轻泥沙淤积、减少淹没损失，三门峡大坝被迫两次改建。
1958年，在三门峡工程开工一年后，陕西仍在极力反对三门峡工程。理由是：沿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好就能解决黄河水患问题，无须修建三门峡工程，但三门峡工程并没有因此停止。1960年，大坝基本竣工，并开始蓄水。
1961年下半年，陕西的担忧变成现实：15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潼关的河道抬高，渭河成为悬河。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出现盐碱化甚至沼泽化，粮食因此年年减产。
1962年，陕西人再也按捺不住，在4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陕西省代表提交议案，拟请国务院从速制订黄河三门峡水库近期运用原则和管理的具体方案，以减少库区淤积，并保护335米移民线以上居民的生产、生活、生命安全。
四川水电的隐患
2003年8月，四川省政府在公众的呼吁及媒介的影响下，取消了在都江堰旁修建杨柳水库的计划。
但目前，中国又计划在刚被联合国评为世界自然遗产，基本还保持着完整、原始的生态系统的怒江上修建13级梯级水坝。
而这背后就是近年来一场被称为“跑马圈河”运动的西部水电开发权争夺战。而且这场战争愈演愈烈，资本纷纷在这些江河上面拦起大坝，畅想着三五年之后，四川的水电不但可以照亮全川，还可以照亮大海边上的城市。
然而，从金沙江到怒江到大渡河，当人们在大刀阔斧地利用西部水资源的能源价值时，却忽视了其生态价值和综合环境价值。目前西部许多在建项目和规划项目基本上都是全流域无节制地进行梯级、超负荷开发。这对本来就很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水库蓄水淹没原始森林；涵洞引水使河床干涸；大规模工程建设破坏地表植被；新建城镇和道路系统分割与侵占野生动物栖息地，原始生态系统改变，威胁多种生物的生存，甚至可能加剧物种灭绝。
从九寨沟出发，由岷江的源头顺流而下一直到成都的都江堰，一路上可以看到多处热火朝天建设水电站的场面。这样的情景在四川乃至大西南已经成为热潮，甚至那些人迹罕至的大江小河、从上游到下游，都可以看到大兴土木，开发水电的在建工程。
“跑马圈河”可能会给未来四川水电支柱产业的发展带来一定程度的盲动性。以往过多的水电开发已经造成了一定的生态破坏，民间资本和国有资本投资大型水电项目仍愈演愈烈，对于脆弱的西部生态系统来说，其后果值得重视。
四川的几大河流特别是长江的上游支流，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本来就很有限，现在一下子就大规模地开建了许多工程，其对生态的破坏几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开发大渡河流域的某电力集团提出的发展目标是“装机一千五、流域统调度，沿江一条路、两岸共致富”，而有关专家对“沿江一条路”却充满了忧虑：光是基础建设工程就要大量破坏原本就生存艰难的植被，而且随着人员的大量涌入，工业化加剧，大渡河两岸的生态将要遭受无法想象的破坏。
同时，随着使用期的增长，许多水电工程的经济效益明显减弱，而功能矛盾却日益突出。如小浪底水库在2000年枯水期，付出了日损失发电效益90万元的代价，2001年为满足下游用水、冲淤平衡、水质达标、维持水生生物生态系统等需要，6台机组全部停产。
因此，必须按照“大水利”的思路制定西部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总体规划，彻底改变“技术经济最优”的工程目标。否则，西部水电大开发将演变成西部生态大危机。
水电站造成新贫困
目前，青海东部黄河河谷水电开发的流域，经共和、贵德、尖扎、同仁、循化、化隆、民和7县，流域面积2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06万人，占全青海省总人口的1/5，分布着撒拉、回、土、藏等少数民族。原本以为河谷的水电开发会促进当地的发展，但是，多年开发的结果非常令人失望。
原来，在青海黄河河谷龙羊峡以下共计划修建大小梯级电站13座，装机容量1172万千瓦，总投资预计为500亿人民币。目前建成和在建的水电站已经征用耕地1.42万亩，还有林地、草场、果园、宅基地等，涉及的各族农牧民8800人。今年水库水位上涨后，库边许多农牧民，又进行二次搬迁，国家补偿很少，农牧民损失很大，越搬越穷。原因是：一方面，搬迁后耕地的质量下降，平地改变为坡地，交通方便的地方变成了交通不便的地方；另一方面，原来的自流灌溉变成了电力提级灌溉，种粮成本大为上升。同时，耕地的海拔上升，气候环境变化后，一些优质特色农产品无法再种植；另外由于没有形成造血机制，拆迁补偿所得的钱在几年中就很快用完，当地部分群众又变成了贫困户。 (观察与思考)
来源：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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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水电站带来的不全是福音。
大坝也会带来灾难
2003年8月24日，一场特大洪灾突然降临陕西渭河流域，洪灾持续到10月5日。在洪水肆虐之下，数十人死亡，20万人被迫撤离家园，大量农田、村庄被淹，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亿元。
陕西渭河流域位处三门峡大坝上游，这里几乎成了每年水害的重灾区。40多年前，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曾极力反对修建三门峡大坝，他指出，兴建三门峡大坝的结果将是“水灾搬家”—将下游水灾引到上游，想不到竟一语成谶。
目前，全世界一半的河流至少建有一座大坝(高度在5米到15米之间，总储水量超过300万立方米)。中国的大坝数量居世界第一，美国位居第二，大约有5500个大型水坝。另据估计，美国约有 9.6万座小坝。如果按该大小型水坝的数量比粗略估计，世界约有80万座小型水坝。全世界水库的总蓄水量已高达几乎相当于世界全部河流水量的5倍。大型水库的重量太大，将引发地震。事实上，已有水库诱发的地震记录在案了。地球物理学家们甚至估计，由于水库而导致地壳重量的重新分布，可能会对地球自转的速度、轴的倾斜以及引力场形状产生影响。水坝的经济利益价值也应该重新进行评估。由于水坝建造太多，自然生态受到严重影响。其中淡水生物是生态系统中退化最严重的。世界很多地方，水库淹没的漫滩基本都是最肥沃的农田；这些地带的沼泽和森林是多种野生动物的栖居地。埃及举世闻名的阿斯旺大坝虽然发了大量的电，遗憾的是都给了大公司，而不是百姓。而阿斯旺大坝泥沙的淤积，却给尼罗河两岸的人们带去了无尽的灾难，部分水坝地区人民的生计来源和文化习俗则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回想1955年，为了配合三门峡大坝的兴建，陕西开始启动移民工程。30万人从被称作是“陕西省‘白菜心’”的关中平原迁至宁夏、渭北等偏远地区，饱受迁徙之苦。但是意想不到的是，在三门峡大坝蓄水一年之后，由于调整运行方式而不再蓄水，致使原来的淹没区重新变成耕地。于是已经搬迁的移民又纷纷返回库区。在多次与当地政府交涉下，终于得以重新落户。而在2003年的渭水水灾中，有数万灾民恰恰是当年的返回库区的移民。
事实上，这座黄河上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在建立之前就因为淹没问题遭到陕西省内农民的强烈反对。按照原来规划，三门峡蓄水之后，将淹没200万亩良田，移民90万。
尽管如此，为了避免黄河下游“迫在眉睫”的水灾，大坝还是在1957年匆匆上马。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是：为了下游8000万人民的利益，牺牲陕西100万人的利益是值得的。据了解，在移民时，有关方面还喊出了“迁一家，保千家”的口号。
然而，建成之后蓄水仅一年，严重的泥沙淤积就已经威胁到上游西安的安全。与此同时，在勉强完成30万移民之后，陕西的移民工作也面临困境。为减轻泥沙淤积、减少淹没损失，三门峡大坝被迫两次改建。
1958年，在三门峡工程开工一年后，陕西仍在极力反对三门峡工程。理由是：沿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好就能解决黄河水患问题，无须修建三门峡工程，但三门峡工程并没有因此停止。1960年，大坝基本竣工，并开始蓄水。
1961年下半年，陕西的担忧变成现实：15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潼关的河道抬高，渭河成为悬河。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出现盐碱化甚至沼泽化，粮食因此年年减产。
1962年，陕西人再也按捺不住，在4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陕西省代表提交议案，拟请国务院从速制订黄河三门峡水库近期运用原则和管理的具体方案，以减少库区淤积，并保护335米移民线以上居民的生产、生活、生命安全。
四川水电的隐患
2003年8月，四川省政府在公众的呼吁及媒介的影响下，取消了在都江堰旁修建杨柳水库的计划。
但目前，中国又计划在刚被联合国评为世界自然遗产，基本还保持着完整、原始的生态系统的怒江上修建13级梯级水坝。
而这背后就是近年来一场被称为“跑马圈河”运动的西部水电开发权争夺战。而且这场战争愈演愈烈，资本纷纷在这些江河上面拦起大坝，畅想着三五年之后，四川的水电不但可以照亮全川，还可以照亮大海边上的城市。
然而，从金沙江到怒江到大渡河，当人们在大刀阔斧地利用西部水资源的能源价值时，却忽视了其生态价值和综合环境价值。目前西部许多在建项目和规划项目基本上都是全流域无节制地进行梯级、超负荷开发。这对本来就很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水库蓄水淹没原始森林；涵洞引水使河床干涸；大规模工程建设破坏地表植被；新建城镇和道路系统分割与侵占野生动物栖息地，原始生态系统改变，威胁多种生物的生存，甚至可能加剧物种灭绝。
从九寨沟出发，由岷江的源头顺流而下一直到成都的都江堰，一路上可以看到多处热火朝天建设水电站的场面。这样的情景在四川乃至大西南已经成为热潮，甚至那些人迹罕至的大江小河、从上游到下游，都可以看到大兴土木，开发水电的在建工程。
“跑马圈河”可能会给未来四川水电支柱产业的发展带来一定程度的盲动性。以往过多的水电开发已经造成了一定的生态破坏，民间资本和国有资本投资大型水电项目仍愈演愈烈，对于脆弱的西部生态系统来说，其后果值得重视。
四川的几大河流特别是长江的上游支流，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本来就很有限，现在一下子就大规模地开建了许多工程，其对生态的破坏几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开发大渡河流域的某电力集团提出的发展目标是“装机一千五、流域统调度，沿江一条路、两岸共致富”，而有关专家对“沿江一条路”却充满了忧虑：光是基础建设工程就要大量破坏原本就生存艰难的植被，而且随着人员的大量涌入，工业化加剧，大渡河两岸的生态将要遭受无法想象的破坏。
同时，随着使用期的增长，许多水电工程的经济效益明显减弱，而功能矛盾却日益突出。如小浪底水库在2000年枯水期，付出了日损失发电效益90万元的代价，2001年为满足下游用水、冲淤平衡、水质达标、维持水生生物生态系统等需要，6台机组全部停产。
因此，必须按照“大水利”的思路制定西部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总体规划，彻底改变“技术经济最优”的工程目标。否则，西部水电大开发将演变成西部生态大危机。
水电站造成新贫困
目前，青海东部黄河河谷水电开发的流域，经共和、贵德、尖扎、同仁、循化、化隆、民和7县，流域面积2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06万人，占全青海省总人口的1/5，分布着撒拉、回、土、藏等少数民族。原本以为河谷的水电开发会促进当地的发展，但是，多年开发的结果非常令人失望。
原来，在青海黄河河谷龙羊峡以下共计划修建大小梯级电站13座，装机容量1172万千瓦，总投资预计为500亿人民币。目前建成和在建的水电站已经征用耕地1.42万亩，还有林地、草场、果园、宅基地等，涉及的各族农牧民8800人。今年水库水位上涨后，库边许多农牧民，又进行二次搬迁，国家补偿很少，农牧民损失很大，越搬越穷。原因是：一方面，搬迁后耕地的质量下降，平地改变为坡地，交通方便的地方变成了交通不便的地方；另一方面，原来的自流灌溉变成了电力提级灌溉，种粮成本大为上升。同时，耕地的海拔上升，气候环境变化后，一些优质特色农产品无法再种植；另外由于没有形成造血机制，拆迁补偿所得的钱在几年中就很快用完，当地部分群众又变成了贫困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