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对全球影响深远———访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原主任李俊峰
1月16日，素有新能源界“奥斯卡”美誉的“扎耶德未来能源奖”在阿布扎比国际能源周期间揭晓，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原主任李俊峰摘得本届未来能源奖个人终身成就奖。这一奖项曾颁给全球可持续发展奠基人、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以及美国前副总统艾伯特˙戈尔等人，奖项量级及影响力可见一斑。
为何此次获奖者是李俊峰?阿联酋国务部长、扎耶德未来能源奖总干事艾哈迈德˙阿尔贾柏给出了答案：“在过去的三十年间，李俊峰先生一直是中国清洁能源转型和低碳转型的急先锋，他倡导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要发展可再生能源，具有前所未有的眼光和远见。如今，他正致力于为中国这个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探索路径，促其成为可再生能源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全球领导者。李俊峰先生毕生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产生积极影响，能够真正体现这个奖项的意义所在。”近日，李俊峰也就获奖的情况接受了中国电力报记者的专访。
奖是授给整个中国能源工作者的
记者：首先祝贺李主任获得扎耶德未来能源奖个人终身成就奖。当您得知自己获奖的时候，心情是怎样的?
李俊峰：这个奖除了是对我个人多年从事能源可持续发展工作的肯定，更重要的是，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多年来坚持发展可再生能源、促进能源转型、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的认同，它是授给整个中国的能源工作者的，作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对此我也感到骄傲和自豪。
从朴素的感情开始走上研究能源可持续发展之路
记者：您提到自己年轻时的经历和观察，这是怎样的一段经历?
李俊峰：我生长于山东省的农村，小时候我们的能源很短缺，我记得，每次母亲做饭都因为柴火不够烧而发愁，尤其到了下雨天，柴火更难点着，冒出浓烈的烟气。每当看到母亲站在浓烟中为我们做饭，我就暗下决心，长大后我要解决农村的用能问题。因此，上大学时，我报考了能源专业。
正像我在获奖感言中所提到的，像谢赫˙扎耶德一样，我在年轻时的经历，以及我对我们可能给世界带来的影响的观察，驱使我将毕生奉献给能源可持续发展。发展既安全又可持续的能源，对于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至关重要。其原因是，在从事能源研究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煤炭是个好能源，但它会产生很多的污染。而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大国，需要很多的能源用于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寻求更加清洁和更加可持续的能源。也就是从这种朴素的感情开始，我走上了研究能源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我一直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和发展大国，在一次性能源消费比例中,煤炭占到了60%~70%，但是以煤为主的能源格局，给我国带来太多的环境问题。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中国的能源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改变能源的结构，后来气候变化问题的出现，使我更加认识到，中国能源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对中国至关重要，对全球也影响深远。
经济可持续必须做到能源可持续
记者：据了解，我国第一部《可再生能源法》是由您组织起草的。从发展可再生能源，到推动能源转型，这些理念的诞生经历了怎样的历程?
李俊峰：我是起草的组织者之一，那是一个群体的成绩。上世纪90年代初，我有一段短暂的时间加入了世界银行，并实施了第一个项目———全球环境基金，这个项目实施的目的就是让能源对环境更友好。上世纪90年代，我帮助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署在中国实施了第一批可再生能源项目，培训了一大批可再生能源企业家;2003年，负责协助当时国家计委能源局组织起草了《可再生能源法》;组织了2005年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国际可再生能源大会，并在大会上提出了为了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这样的口号。
《可再生能源法》颁布后，推动了我国可再生能源事业的发展，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最快的国家。经过多年的努力，能源转型的理念也得到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认同，能源变革的理念也被大家所接受。
比如，现在的五大发电集团、神华集团、“三桶油”等传统能源企业都在积极推动能源转型，连中广核这样的清洁能源企业，除了布局核电，也在积极推广风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
当然，这个历程并不是一路坦途。观念的改变从来都不容易。2003年，当可再生能源在中国初步发展的时候并未遇到太大的阻力，因为这个时候可再生能源的体量还很小，尚未与其他能源形成竞争。但到2010年时，我国就出现了弃风弃光的问题，暴露出的就是可再生能源与传统能源对发展空间的争夺。这时，对我们是否需要一种能源转型、利用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讨论就变得非常有必要。
我认为，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实现能源的可持续，这就要求能源转型，实现清洁绿色、稳定可靠。而能源转型的核心内容是要实现煤炭的清洁化，尽可能减少煤炭的使用量，也就是要革煤炭的命。这种观念最初得
到了煤炭方面一些专家的反驳，但后来他们逐渐意识到，实现煤炭的清洁化、发展可再生能源是世界潮流，是时代进步所提出的要求。因此他们也转变了思想，主动提出，不是革煤炭的命，是煤炭要革命，煤炭要实现绿色、清洁发展。
政府部门的转变也非常明显。2014年发布的 《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中提到，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煤炭消费比重控制在62%以内。而近日发布的《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中》，将煤炭消费比重调整为消费比重降低到58%以下，短短的两年，煤炭占比目标就下调了2个百分点。
我国环境标准必须比欧美更严苛
记者：您长期致力于环境改善，您如何看待当前我国的大面积雾霾问题?
李俊峰：我们没有预计到的是，我国的发展速度如此之快。打个比方，在2000年时，研究认为我国到2020年只需要消耗24亿吨标准煤，而事实上，到2010年我们消耗了30亿吨标准煤，几乎是2000年的3倍，与之对应的环保措施却没有按照新的发展情况的要求去加大强度。当时预计2020年我国的汽车保有量不到6000万辆，而实际上目前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2亿辆，但汽车的生产标准和油品的质量标准却没有跟上。
2012年末、2013年初我国爆发了大面积雾霾，当时大部分专家认为中国的雾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问题，是多污染物的互相叠加，是工业化和能源快速增长等多种矛盾的交织。产生的原因很复杂，产生的机理也很复杂，难以对其做出很快的判断。
但我认为，在这件事上不必太过复杂化。以中美两国做一个对比为例：中美两国的国土面积相差不大，两个国家的能源消费量、汽车拥有量都差
不多，但是美国是碧水蓝天，究其差别，就在于我国每年消耗近40亿吨煤炭，是美国6~7倍，这意味着，在同等条件下，我国燃煤的污染物排放量将是美国的5~7倍。
另外，我国的油品不高，比如在大气十条之前，我们车用柴油的含硫量的标准时2000PPM，而美国只有10PPM，我们是美国的200倍，除了煤炭和石油等大宗能源品种之外，还有石油焦、燃料油、煤矸石、煤泥等小宗物资还没有管好，每年的消耗量也都达到了千万吨级别，这些东西含硫量大都在3%以上，是我们普通燃油标准的上万倍。此外美国的车都相当于我们的国Ⅵ、国Ⅶ的标准，我们还有近30%的车辆是国Ⅰ、国Ⅱ标准，一辆国Ⅰ、国Ⅱ桥车的排放量是同类国Ⅵ、国Ⅶ的上百倍。这是我国大气质量远远低于美国的主因，此外，美国只生产1亿吨钢铁，我们生产8亿吨，是美国的8倍，美国每年只生产3亿吨水泥，我们却要生产25亿吨，也是美国的8倍以上。
我认为，如果能源的清洁化做好了，把汽车的污染控制住，就能把大的问题控制住，基本能将PM2.5控制在35微克/立方米。但是如果想降到10微克/立方米以下，我们必须做到能源比欧美等发达国家更加清洁，工业标准和环境标准要比他们更加严苛。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不能以人口总量来定环境容量。因为我国人口众多，排放基数大。现在美国人均消耗2吨煤，全美是6亿吨煤;我国人均消耗3吨煤，13亿人口就约40亿吨煤，是美国的7倍，污染的浓度也将是美国的7倍。因此，我国的能源必须更加清洁，工业排放标准更加严苛，才能享受到与欧美发达国家一样的蓝天。
记者：按照官方给出的数据，我国的大气污染治理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为什么给人感觉2016年冬季的雾霾还如此严重?
李俊峰：从全年来看，情况确实有所好转，但不可否认的是，冬季某些时
间段的污染反而有所加重。这里除了存在不利气象因素之外，确实也存在治理不到位的问题。
例如，2016年11月、12月是全年空气污染最重的两个月份。而这两个月我们的GDP增速很快，特别是煤炭的增长。2016年1~9月，我国的煤炭消费量下降了8%，但10~12月份煤炭消费快速反弹，使得煤炭的下降幅度从8%缩减到了2%。1~6月份，全国的用电量增幅不到2%，下半年电力需求增速加快，全年增幅高达5%。
环保部要求，在空气污染黄色、红色预警期间要实施停产、限产措施，但是这一期间，煤炭消费量快速反弹，这表明停产、限产措施还没有真正落到实处。不仅如此，许多企业虽然在预警期间停产、限产，但一旦预警取消，这些企业就加足马力加倍生产。这也就造成了一种情况：刚有蓝天，只要风一停，雾霾又马上来了。
记者：在多年的工作中，在环境改善方面，您思考最多的是什么?
李俊峰：排放权不仅要考虑发展权，也要考虑生存权。生存权一定程度上是高于发展权的。当我们的发展危及到人类的身体健康的时候，发展权必须让位于生存权。
解决污染问题，是一场持久战，也是一场攻坚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需要适时的引导。第一，要引导企业退出高污染排放产业，转而选择清洁的、环保的产业;第二，要有转移支付，做出制度安排，要从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以及长三角、珠三角等相对发达地区拿出足够的GDP份额来帮助落后地区脱贫致富;第三，落后地区也要自力更生，但在发展的过程中切忌再走发达地区那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代价太大了。
应对污染，是全民的责任，不仅需要政府为之努力，还需要每一个企业、每一位公民为之努力。尤其企业，必须让自己生产的产品是最环保的，生产的过程是清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