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即将迎来天然气发展的最佳窗口期，但最佳发展窗口期不是最佳价改窗口期。过高的价格将对煤改气的工业用户致命一击，将抑制天然气的消费，不利于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的伟大方针。
历史的回顾与现实的思考
日前，国家发改委出台了统一天然气价格，对居民用气实行政府定价加有限市场调节，非居用气实行上市交易的政策性文件。这个文件可以说是我国天然气价格市场化的里程碑。在这个重要的转折时刻讨论这个政策，有必要做一些回顾和思考。
上世纪90年代，鄂尔多斯盆地气田和塔里木盆地气田先后开发，陕京管线、西气东输一线相继建成。我国天然气大规模利用的序幕从此拉开，这在我国天然气发展史上可称之为首次腾飞。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天然气产业初具规模，2017年消费量达到2373亿立方米。纵向看我们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横向看仍有不少的差距。居民气化率是国家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我国是50%，发达国家普遍是80～90%。天然气占比是国家绿色发展的重要标志，我国是7%，世界平均水平是24%。美国比我国的国土面积稍小，天然气消费约8100亿立方米，人口约是我国的1/4。经济体量是我国的2倍，天然气消费量是我国的3.4倍。显然我国天然气发展和利用仍有巨大的空间。
我国天然气的发展能否实现二次腾飞，必须仔细分析两次腾飞环境的变化。天然气第一次发展的主要消费对象是城市居民、产品附加值高的工业用户、城市交通及其他用户。今天第二次发展的主要消费对象是经济条件差的乡镇居民、产品附加值低的工业用户以及重型货运车辆和船舶等；第一次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天然气作为燃料其自身优越性的一面，第二次发展是环境政策强迫性的一面；第一次发展是计划供给政府定价，第二次发展面临市场调节的较高价格，或更难以预测的上市交易价格；第一次发展供需矛盾不太突出，第二次发展供需矛盾大。所以供给环境，政策环境，消费环境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无视这些变化或对这些变化引起的关联问题认识不足，我国天然气发展的二次腾飞将或多或少受到制约，甚至难以腾飞。
最佳发展窗口期是否是最佳价改窗口期
习主席在5月中旬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讲到“总体上看，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出现稳中向好的趋势，但成效并不稳固。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时期，已进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习主席的“三期”指示应是我国清洁能源发展与改革的指南和动力。这个“三期”是天然气发展的最佳机遇。
这个历史机遇的盘子有多大？清华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部门组成的散煤治理调查组指出，全国每年散煤消费量在7.5亿吨左右，包括民用散煤、工业锅炉和工业小窑炉。7.5亿吨煤炭折合天然气6000亿立方米。面对巨大的发展空间，能源行业必须有强烈的时代感、使命感、责任感，我们的能源政策也容不得半点失误。
我国天然气市场化条件是否成熟？市场化的条件有两个，一是供量大于需量（至少基本平衡）；二是上游主体多（亦即玩家多）。以美国为例比较，美国上游油气开采8000余家，天然气开采大约6400家，而我们只有三家。我国虽开放上游，但开放时机太晚，尚不能形成竞争局面；美国每天挂牌上市交易约200家，我们目前只有三家；美国的主管道近60万公里，我们是7万公里，美国的二级管道是350多万公里，我们只有3～4万公里；美国天然气从任一采气点（气源点）可输送给任一需求点，我们的管网基本上不连不通；美国1821年钻出第一口气井，1931年长输管线初具规模，此时天然气定价为上游垄断定价。1938年联邦政府颁布《1938年天然气法》，进入政府监管时期，直到1977年。长达39年内政府一方面管制价格，另一方面不断的为市场化创造条件。我国天然气发展的历史短暂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一面是我们一直口头上高喊市场化改革，行动上并未为市场化创造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高度垄断+巨大缺量”下的市场化对我国天然气发展将起到抑制作用，高价气源可能会对煤改气的工业用户致命一击。去冬上海交易所天然气交易初试身手，但以后出现的气荒事件及引发的LNG天价，恐怕是各方始料未及的。
市场经济商品交换是建立在平等和自愿的基础上，我国天然气的交易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吗？我国天然气需求量的猛增是环保政策高压态势的结果，并非出自于商品的经济性或消费者环保意识下的自觉性，谈不上平等和自愿。试想离开了环保政策天然气是一种什么商品？挟气自重有碍于社会的协调协同发展。
天然气发展的最佳窗口期不是天然气价格改革的最佳商口期，市场化是一种手段而非最终目的。判别这种手段是否合适得当，唯一的标准是看能否促进天然气大规模的利用，能否有助于我国“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美丽中国，人人幸福”基本国策的落实，能否有助于我国社会经济全面向好发展健康发展。错把手段当目的，炫耀锄头忘了种地（任正非语），这是我国天然气发展与改革征途上的悲哀。
天然气改革的立足点应是国家整体利益
多年来我国天然气政策的出台基本上是围绕着上游做文章，本次统一气价的政策仍脱不出这个模式，尽管有官员给它贴上了“有利于保障居民用气、行业健康发展、灵敏反应市场中供求变化、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节约”等等美丽的标签，但掩盖不了背后真实的目的，即改革就是为了涨价，资源的优化配置直白的说就是人民币的优化配置。
我国的天然气价格如果确实偏低，如上述官员所言出现价格倒挂，不能反映成本等问题，有理由涨价。但是不能不问一句，油企每年给国资委上交的利润从何而来？某条进口管道价格倒挂、某船LNG进价高可能是事实，但将局部现象放大到普遍现象就不能令人信服。即使出现倒挂现象，因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有义务有能力对人民基本生活保障品，对工业基本生产资料采取调控手段。如给国企亏损补贴或减免利润等都是正确合理的选择。
根据有关资料天然气成本是制造业最大成本，约占30～40％，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先生曾说：“中国制造业成本太高，美国天然气每立方米相当于7毛钱人民币，中国卖2块2，这还是政府对我很优惠的前提下；电价，美国3元钱左右，中国6毛多”。广东省省长马兴瑞在今年人大会期间对中海油董事长杨华提出希望工业用气价格降在2元以内。广东是经济发达地区，何况其他地区。去冬今春的LNG天价导致70%的煤改气用户停产，70%的LNG重卡停运。90%的LNG动力船停航，燃料成本成了制造业、运输业生死存亡的分水岭。但是这些现象却在某些专家学者的眼里是件好事，他们认为就应以优质燃料的高价逼停附加值低的产品企业。有位官员型学者在《南方能源观察》上发表文章，认为今春的海南机票天价与去冬的LNG天价一样，都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但他忘了人民去海南旅游是自愿的，企业用气是逼迫的，海南旅游不是经常要去的，企业用气却是天天发生的。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我国除华为手机、高铁等寥寥无几的高科技产品外，出口换外汇的多是这些附加值低的产品。缴纳国内税收50%、解决就业人口80%的是这些中小企业。实体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任何不利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将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全面复速造成严重后果。哪些网络经济、数据经济、金融经济是不用燃料的，但它们对国家经济的贡献做不到50％。
站在国家整体利益的高度考虑，清洁能源的大规模利用有利于从源头治理大气环境，有利于人民身心健康，至少学校不放假，车辆不禁行，企业不关门，其社会效益不可估量，这是政治账。即使算经济账也不能只算小账，物美价廉的燃料有利于制造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从而使国家财政税收增加，国民经济总收入增加。以我国去年消费天然气2300多亿立方米计算，每方气降低0.5元钱，也就是1150亿。占去年国民经济总收入的千分之一左右。但由此带来的国家财政收入远不至于1150亿，可能是数倍的回报。无论从那个角度考虑，降低气价放水养鱼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现实是财政部捂住钱袋不能补贴，国资委以上缴利润论油企成败，发改委将保供重担压在油企肩上。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和国家利益，脚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孰轻孰重应头脑清晰。油企也应考虑要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单价低规模大可能比单价高规模小更为值得。
（作者 郭宗华 长安能源资深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