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杂耍变成主角
十年前，可再生能源被许多欧洲人认为是对经济繁荣和增长的威胁。特别是化石燃料工业的拥护者声称，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资源太昂贵了，永远无法提供超过3%到4%的电力需求。他们担心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会减缓整个欧洲的经济发展。尽管如此，一些欧洲国家，最突出的是丹麦和德国，在开拓可再生能源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今天，可再生能源不再是边缘技术。它们连续八年占据了新增发电能力的大部分，2015年占欧盟能源消耗的16.7%。这个最大的推动力来自于技术成本的快速下降。
自2009年以来，太阳能发电成本下降了75%，风能发电成本下降了66%。当然，欧盟成员国之间仍然存在明显差异：芬兰和瑞典的可再生能源目前占总能源消耗的30%，而卢森堡和马耳他仅占5%。然而，有一个趋势非常明显：可再生能源与天然气、煤炭和核能等常规能源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自2005年以来，可再生能源累计帮助欧盟减少了11%的化石燃料消耗，并且从2013年起减少了35%以上的化石燃料进口。可再生能源主要用于替代煤炭(替代50%)和天然气(替代28%)。替代石油则不太成功，因为可再生能源尚未广泛用于以石油为主要燃料的运输部门。
在整个欧洲，化石燃料传统上从巨额公共补贴中受益，为燃烧化石燃料创造了强大的动力。可再生能源也得到奖励，例如进口关税补贴，其中可再生能源生产者可以获得发电补贴。但是这些激励措施远不及向化石燃料行业提供的。欧盟及其成员国政府每年向化石燃料部门发放超过1120亿欧元的补贴资金。
相比之下，可再生能源只得到400亿欧元。从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将为更紧迫的社会和福利需求腾出资金，可再生能源的兴起并没有减缓欧洲的经济增长。
2006年至2015年间，欧洲经济缓慢增长0.7%，而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中所占比例增长7.7%。自2005年以来，欧洲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下降了10%，而且欧洲大陆第一次看到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脱钩。从本质上讲，这就是能源转型所能做的：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减少燃烧化石燃料造成的碳足迹。可再生能源在推动这一趋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欧洲的目标是成为这个领域的研发和创新的全球领导者。欧盟最大的研究项目“地平线2020”在2014-2020年间为可再生能源拨款60亿欧元。
可再生能源行业已经是一个大雇主，2014年在欧洲提供了100多万个就业机会。在人均就业方面，欧洲可再生能源行业在2014年位居世界第二，它现在排名第五，仅次于中国、美国、日本和巴西。可再生能源的大部分工作岗位都在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部门，因为这些技术近年来全球增长速度最快、成本下降最快。
欧洲打算在本世纪中叶之前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80%。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可再生能源的份额必须显著增长，不仅在电力领域，而且在供热、制冷和运输领域。
滴水成河
自2009年以来，欧洲使用可再生能源最多的两个国家是丹麦和德国，这两个国家也是公民参与能源转型程度最高的国家。
在德国，存在许多不同的所有制模式，并且只有5%的可再生能源为大型传统能源公用事业所拥有。在丹麦，风电项目只有当地社区拥有至少20%股份，才能获得许可。
在许多国家，公众的反对减缓或阻碍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但如果公民拥有或共同拥有可再生设施，他们更可能欢迎项目，而不太可能反对它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人们不那么热衷于他们社区的大型基础设施，因为他们对项目在哪里建设以及如何发展没有任何发言权。因此，必须把人民和社区置于整个欧洲能源转型的中心。能源转型是一个挑战，需要在社会各个层面采取行动。
在欧盟，社区可再生能源项目已经以各种形式存在。拥有和运营这些合作社和社区团体将所在地方与全欧洲联系起来。当公民积极参与后，像欧洲能源转型这样的概念就不再遥远，而是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一个社区想投资当地的能源项目有很多原因。与跨国开发商拥有的项目相比，当地拥有的项目对本地经济的贡献要高出8倍。这既能帮助当地经济发展，又能带来无形的好处，比如社区的自豪感。由于没有中央数据库，因此很难估计参与能源转换的公民人数。但整个欧洲存在数以千计的不同项目。
研究机构CEDelft在2016年的一份报告中估计，到2050年，2.64亿“能源公民”可以产生欧盟45%的电力需求。同一份报告还显示了不同类型的能源公民的潜力：在2050年，集体项目和合作社可以贡献“能源公民”发电量的37%。
这些项目往往对当地经济具有最大的积极影响。实现这样的所有权水平将取决于正确的政策——但在许多国家都缺乏这些政策。最大的障碍之一是当前能源市场的产能过剩：发电量超过需求。这是因为为了维持“能源安全”，许多化石能源和核能正在得到补贴，从而抑制了社区拥有的可再生项目的市场。
目前的规则使得数百万人不太可能参与未来十年的能源转型，因此迫切需要改变。一个稳定的、支持性的框架意味着公民和社区有权生产、消费、储存和销售自己的能源。
城市：能源创新试验台
城市可以是创新的温床。它们足够大，可以大规模地尝试新想法，还可以扩大到全国。
在努力适应和减少气候变化的影响方面，城市已成为一线参与者。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呼吁采取行动，促进从国际到地方各级的可持续发展。从那时起，城市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一大步。
在2009年的欧洲议会上，数百个欧洲城市承诺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并发起了《欧盟市长公约》运动。自那时以来，这一趋势已经蔓延到世界各地，汇集了7700多个致力于能源和气候行动的地方当局。2015年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将近1000名地方领导人承诺在本世纪中叶之前实现城市碳中和。
城市消耗了世界三分之二以上的能源，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占全球总量的70%。它们都是气候变化的贡献者，也是气候变化影响的受害者。面对这些挑战以及现有的环境问题，如空气和水污染以及废物处理，城市有巨大的动力来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欧洲能源转型的一部分，地方当局试图通过推广可再生能源技术，以高度安全的方式减少气候变化的影响。
通过开发大数据以及开发智能电网可以大大改善能源效率。但是，谁将拥有、控制和受益于这一波新技术的问题被忽视了，在欧盟和各国的层面上仍然没有答案。而城市正在做出回应。
例如，巴塞罗那、巴黎和根特等城市的政府正在重新考虑能源作为“公共财产”的概念：诸如风、阳光、水力、生物质和地热等能源是自然资源，因此应作为公共财产对待，并分配给整个社会，而不是少数个人。
从采掘型经济向再生型经济的转变可以使这种资源共享更加公平。在英国，越来越多的地方当局通过把能源管理放回当地、公众手中，来解决“燃料贫困”(人们无法以合理的成本取暖制冷等)。布里斯托尔促进旨在减少能源使用(例如通过隔热建筑物)并产生可再生能源的项目。
2017年10月，巴黎、哥本哈根和牛津宣布了禁止汽油和柴油汽车的计划，远在国家禁令生效之前。在荷兰，在政府决定逐步停止使用煤做饭和取暖之前，就建立了“无煤气”区。
越来越多的地方当局通过直接投资地方能源合作社，或者通过提供补贴、法律和技术，以及利用公共设施，帮助公民推动的能源项目起步。他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能源转型的问题，还有区域经济发展的机会。
他们通过发行“绿色债券”(用于资助环境投资的债券)和大宗购买电力来降低成本，从而促进了能源供应。政府还允许节约能源的市政部门将部分储蓄用于其他项目。捷克共和国的一个城镇Litomice，是许多成功实施这一计划的地方当局之一。巴黎已将民间融资列为其2050年气候中性战略的关键一环，并已宣布计划成为国际绿色中心。
除了目前的主要参与者之外，新的参与者被给予公平的市场准入。如果这些分散的行动者得到授权，能源系统才能够充分发挥潜力。这需要引入新的、多层次的治理模型，以更好地适应未来能源系统的挑战。2018年1月，欧洲议会投票要求欧盟成员国与公民和地方当局建立永久性的能源和气候对话平台。这将使地方当局在能源转换中发挥中心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