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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的全球能源格局充满不确定性，迫切需要树立新思维、谋划新对策。建议各方携手施策，打造“供应与需求双向安全体系”，纾解“能源安全传导压力”，搭建全球能源安全保障合作机制。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及蔓延对国际石油市场造成极大冲击。由于石油消费需求受到抑制，主要产油国之间非理性博弈，未能及时达成深化减产协议，使供给侧产量严重过剩，引发油库爆满、油轮趋紧、油价断崖式下跌，甚至WTI原油期货合约价格出现负值。
近期，随着中国及部分国家、地区的疫情形势有所好转，石油消费需求明显回升，加之欧佩克产油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减产协议生效，油价开始走出超低“阴影”。考虑到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未来可能出现反复，诱发市场频繁“暂停”和“重启”，国际油价将进入一个较长的大幅波动周期，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面临严峻挑战。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后疫情时代的全球能源大变局充满不确定性，迫切需要树立新思维、谋划新对策。
以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
打造“供应与需求双向能源安全体系”
近年来，全球能源转型持续加快，各类新能源加速发展，但至今还没有哪一种能源能够真正替代石油的战略地位。在世界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占比仍超32%，全球能源安全的核心主要聚焦在石油问题上。由于全球石油资源和消费区域分布严重不均，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使石油成为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大宗商品之一。但凡石油问题，又必然是国际问题。
据权威数据，全球常规石油资源的70%以上集中在中东、北美、中亚—俄罗斯三大地区，全球石油消费量的50%以上需要通过贸易解决。2019年，世界石油产量中，中东约占32%、北美约占25%、中亚—俄罗斯约占16%；世界石油出口总量中，中东约占40%、北美约占17%、中亚—俄罗斯约占11%；世界石油进口量中，亚太地区占近50%，主要流向中国、印度和日本、韩国等。美国、沙特、俄罗斯是世界前三大主要产油国，分别约占16%、13%、12%，合计为41%；中国、美国、印度是世界前三大进口国，分别占22%、14%和10%，合计为46%。世界主要油气生产大国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油气出口，如俄罗斯的油气收入占GDP的25%、国民总收入的40%、出口总额的50%，沙特的石油收入占GDP的40%、财政收入的80%、外汇收入的90%以上。尽管两国都一直致力于推动经济多元化，但在可预见的未来，油气依然是他们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显然，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能源安全保障。上世纪70年代的两次中东石油危机，引起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石油消费国对石油供应安全的高度重视，大力发展能源国际化、多元化，建立稳定的供应来源和战略石油储备制度，突出以稳定石油供应和价格为中心的能源安全战略；后来，随着世界能源格局的调整，越来越多的产油国开始关注石油需求安全，不断向下游产业链、消费市场及销售网络延伸，突出以稳定石油出口和收入为中心的战略，并由此推动国际市场供应与需求之间总体处于紧平衡状态。供需两侧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打破平衡，引发恐慌性放大效应，使油价大幅上涨或下跌。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叠加油价大幅度下跌，主要是因各种“隔离”“封闭”措施造成交通出行“停摆”，导致刚性需求市场“崩塌”。与过去那种因供应不足甚至中断造成的正向冲击相比，这种来自需求严重萎缩的逆向冲击更接近经济衰退或萧条的特征，也更具破坏性，将深刻影响全球能源安全格局。后疫情时代的全球能源安全将是涵盖供应、需求、价格、运输、环境等多重风险要素在内的综合性安全，需各方携手施策，打造“供应与需求双向安全体系”。
正视行业“钟摆效应”，
做好“逆周期能源安全布局”
回顾历史，国际油气领域存在着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钟摆效应”，主要表现为油气价格的涨跌及投资规模、油气产量等的增减。由于油气项目通常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油气田“关井”“减产”“停产”“复产”等技术难度大，而油气市场的需求价格弹性又相对较小，影响价格的非经济因素较多，各种力量博弈较量，使“钟摆”过程充满不确定性、不稳定性。
今年以来的这一轮低油价，导火索是新冠肺炎疫情，实质上则源于上一轮高油价刺激下的油气投资热，加上不断出现的新技术，特别是页岩油气革命、深水资源的成功开发等，使全球石油和天然气的产量在不到10年时间内增长了13%和60%。在带动世界油气行业繁荣的同时，也使全球年均原油产量相对需求过剩了约100-200万桶/日。2017年初，欧佩克+联盟开始执行减产协议，执行力度很大，但依然难以抵过美国页岩油的井喷式增长。有资料显示，与减产前的2016年相比，2019年欧佩克原油产量累计减少240万桶/日，而同期美国石油产量提高了470万桶/日，世界石油市场的供应过剩局面没有实质性改变。
新冠肺炎疫情对石油市场和油价的冲击，既属于“黑天鹅事件”，也可称之为“灰犀牛事件”。换句话说，即便没有新冠肺炎疫情，石油市场也可能会进入供需关系调整期，只是新冠肺炎疫情突然加速了这一进程，而油价下跌根本刹不住市场需求量的大幅锐减，不得不靠供给侧的大幅减产。在市场倒逼和政府干预下，全球石油产量和供应量减少了近20%，基本接近需求量的下降水平，才使油价艰难止跌回升。
但是，必须看到，由于产油国的石油出口和财政收入锐减，再投入能力下降，石油公司的收入、利润也大幅度下降，甚至出现大面积亏损，纷纷削减投资预算，关闭一批高成本项目，暂停一批战略性项目。有资料显示，今年以来，全球油气上游投资预算已削减30%，未来3-5年的投资可能继续缩减。考虑到大中型油气项目的投资周期通常需要2-3年，在后疫情时代的2025年前后，全球很可能出现油气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即便是供需总量能够基本平衡，也不排除可能出现结构性余缺、区域性供应趋紧的情况。所谓“每一轮低油价都会为下一轮涨价播下‘种子’”，我们需要立足全局、登高望远，提早谋划逆周期的能源安全布局。
预防风险“叠加效应”，
纾解“能源安全传导压力”
新冠肺炎疫情叠加油价下跌，对油气上下游产业链、全球供应链产生连锁反应，并将风险传导到相关领域。在世界各国持续加码的经济刺激政策中，许多举措直接或间接与能源相关，纾解产业链、供应链的传导压力和叠加风险。
首先，要建立多能互补协同发展机制。全球能源向清洁、低碳方向转型是大势所趋，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过去10年里，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持续增长，而且风电、光伏发电的成本已接近传统火电水平。油气行业是参与可再生能源投资的一支重要力量，全球主要大石油公司对可再生能源业务的投入已达到年投资预算的近10%。超低油价不仅会影响可再生能源的持续投资，也可能挤压新能源的推广利用空间，使能源转型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在今后一个相对较长的能源转型期内，化石能源的清洁化利用与新能源的快速发展将相向而行，需要建立完善多能互补的协同安全保障机制。
其次，要强化能源金融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全球油气产业的背后是庞大的金融资本和债务链，尤其在美国的页岩油气领域，大批中小生产商主要依靠各种风险投资、金融债券的支撑。据公开资料，目前美国能源行业企业债存量规模已超8000亿美元，其中97%以上与油气企业债务有关。历史上的多次油价暴跌，都曾导致大规模能源企业破产、债务违约。油价持续低位或大幅波动很可能导致债务链断裂，甚至引发金融危机，需要建立完善能源金融风险预警防控机制。
再次，要完善能源价格形成和调节机制。国际油价与股价、汇市以及黄金、其它大宗商品市场等关联密切。全球各类产业链几乎都与能源、资本市场挂钩，市场供需不稳、油价大幅波动，都会导致资本市场紊乱，进而影响实体产业链的正常运行，同时也将直接影响输出国与输入国的财政预算、经济恢复计划等。对于像我国这样的石油净进口大国，油价下跌可以降低进口成本及下游生产成本，但如果引发其他工业品价格同步下跌，就可能加剧通缩预期，使降息、减税的经济刺激政策效果打折，需要建立完善能源价格形成及滤波调节机制。
加强各国互信互助，
搭建全球能源安全保障合作机制
目前，国际能源市场上的悲观、恐慌情绪依然占居上风，对未来的市场恢复、经济复苏以及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缺乏信心。加强国际合作，完善能源治理，稳定市场预期和油价，有利于完善面向未来的全球能源安全体系。
一要深化能源领域全产业链的国际合作。后疫情时代的全球能源产业链、供应链格局将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能源生产国、消费国及国际组织之间应加强磋商沟通，增强政治互信、经济互助及政策协调，扩大从上游资源开发到下游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合作，共同维护能源市场稳定并建立联合应急机制，促进能源供应与需求关系的基本均衡，努力做到能源供应的可持续、需求的可满足、价格的可承受。
二要加强能源领域技术创新的国际协作。推动能源转型的关键是技术革命，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快了能源领域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步伐。无论是传统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技术，还是各类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开发技术，以及提高能效和减排技术，都应加强研发创新及成果推广的国际合作。世界各国应站在全球能源、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打破技术壁垒和封锁，使更多国家和人民能够从技术进步中受益。
三要营造有利于能源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能源问题涉及国际地缘政治和安全，需要通过能源外交稳定地区局势、平衡各方利益，避免动辄发动“石油战争”。后疫情时代可能导致逆全球化、单边主义、本土主义、保护主义等现象抬头，需要更好地发挥能源外交作用，致力于保持国际能源贸易正常秩序，确保全球能源通道安全畅通，推动形成长期稳定的世界能源生产、运输、消费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