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产自中国的零部件，特斯拉（NASDAQ: TSLA）、福特（NYSE: F）、戴姆勒（DAI.DE）、沃尔沃（STO: VOLV B）等多家汽车企业对美国政府发起诉讼。

缘起中美关税争端。过去两年间，美国政府对从中国进口的几千亿货物加征25%左右的高额关税，其中包括众多汽车零部件。而这些车企高度依赖原产中国的从“汽车大脑”到低附加值的多种零部件，利润受损。

“特朗普政府人为地阻断了经济的自然流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总工程师许海东对记者直言，在粗暴、生硬的关税大棒下，如果企业被迫去寻找中国以外的新供应商，结果会发现管理更难、成本更高、物流也没有优势，转移成本极高，一点都不划算。

中国制造对于车企而言一时不可替代。特斯拉表示，中国是唯一可以在严格的限期内交付其需要的自动驾驶硬件组件的国家，根本无法在美国采购到这一产品。

由此，车企们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加征关税，并连同利息一并退还此前支付的款项。特斯拉在其向法庭提交的文件中，称关税为“武断、无常和滥用酌情处理权（arbitrary, capricious, and an abuse of discretion）”。

尽管来自欧洲，在美国设厂的奔驰母公司戴姆勒也受到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戴姆勒认为，美国法律“没有赋予被告进行大规模贸易战的权利，不论时间长短”。

美国韦德布什证券（Wedbush Securities）分析师Daniel Ives认为，特斯拉状告特朗普政府，此举出乎意料且出手强势，或吸引其他美国企业效仿。

北京市汇佳律师事务所律师邱宝昌也对记者表示：“对于美国政府加征关税的行为，不仅中国政府提出反对意见，美国本土的企业也提出了质疑，此次特斯拉的起诉就表明了不满，足以说明贸易战在中美两国都是不得民心的。不排除会有更多企业效仿特斯拉，去状告美国政府。”

中国零部件有多重要？

过去几天，特斯拉、福特、戴姆勒、沃尔沃等四家车企在位于纽约的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停止对从中国进口的零部件加征25%的高额关税，并连同利息一并退还此前支付的款项。

对于特斯拉位于美国弗拉蒙特的工厂来说，被称为车辆“大脑”的自动驾驶控制单元（ECU）需要在中国组装，继而运到美国组装为整车，再销售给美国消费者。

在哪里销售、就在哪里生产是如今车企建厂的基本原则，尽管特斯拉在美国已经做到了本地生产、本地销售，但在生产中的采购环节，出于成本和安全等多方面考虑，不可避免要进行全球化采购，世界贸易往来仍然血脉相连。

自2019年5月开始，美国政府对从中国进口的2000亿美元清单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由10%提高到25%。

特斯拉表示，“征收的关税迫使我们要么寻找新的供应商，特斯拉Model 3的交付计划将推迟18个月，并且新供应商也许会增加质量不佳的风险，甚至直接影响行车安全。要么将成本增长转移给最终客户，要么降低我们内部运营中的运营成本。”

自动驾驶ECU对特斯拉而言非常重要，这家公司素以领先的自动驾驶技术闻名。2019年，特斯拉就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提出申请，要求对这一进口产品实行关税豁免，但由于涉及到“具有战略意义的产品”或与“中国制造2025相关的产品”，遭到拒绝。

这家为特斯拉制造“大脑”的公司是来自中国台湾的广达电脑（2382.TW），其在上海的制造基地创立于2001年，拥有3万多名员工。

类似同为中国台湾企业的富士康，广达电脑也是服务于苹果等公司的大型电子制造商，连续多年位列美国《财富》杂志世界五百强企业排行榜。尽管未得到证实，业内长期传闻其为苹果、谷歌提供自动驾驶解决方案。

不止是美国公司特斯拉受到中美关税争端的影响，欧洲汽车制造商戴姆勒、宝马（BMW.DE）和沃尔沃都在美国设有大型工厂，可谓殃及池鱼。

根据中国产业信息网数据，2017年中国出口至美国汽车零部件规模约为170亿美元。在美国政府加征关税的清单中，产自中国的零部件包括发动机、火花塞、动力传动系统零部件、驱动桥、底盘、变速箱、离合器、制动器、减震器、悬架系统、排气管、车轮、车身、驾驶舱、车身冲压件、保险杠、车门总成、座椅、照明设备、方向盘、安全带以及安全气囊零部件。

2018年，沃尔沃美国工厂在中美贸易争端的阴云下启用。沃尔沃公司总裁兼CEO汉肯·塞缪尔森（H?kan Samuelsson）彼时就曾直言，新工厂能否成功取决于开放的国际贸易环境。

沃尔沃负责制造和物流管理的副总裁哈维尔·瓦雷拉（Javier Varela）介绍，美国工厂生产所需零部件大约一半来自北美本地，其他则从欧洲、亚洲等地进口，因此关税水平对生产成本有重大影响。如果相关政府提高关税，工厂或将不能达到每年生产15万辆汽车的最大产能。

奔驰母公司戴姆勒和宝马分别在美国阿拉巴马州和南卡罗来纳州拥有一座工厂，都雇佣了几千名员工。

戴姆勒指责美国政府“发起了前所未有的、无边界的、无限的贸易战（unprecedented, unbounded, and unlimited trade war），影响到从中国进口的价值超过5000亿美元的货物”。宝马尚没有加入起诉美国政府的行列中来。

邱宝昌对记者表示，企业起诉美国政府，符合它的法律规定，也张扬了美国的法治精神，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至于能不能胜诉，还要看法院根据企业的诉讼请求、相关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做出进一步裁判。

关于起诉的细节，记者分别问询特斯拉中国、福特中国及沃尔沃中国方面，截至发稿尚未得到明确回应。

供应链安全是大功课

需要指出的是，生产在美国的车辆从来不止卖到美国市场，同样销往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以沃尔沃美国工厂为例，最大产能为年产15万辆汽车，生产汽车一半面向美国市场，一半在海外销售。

过去两年内，随着美国对来自中国的零部件等加征25%关税，中国马上反制，对从美国进口的汽车同样加征25%关税，汽车行业一直在中美贸易争端的风口浪尖，车企感觉“很受伤”。

戴姆勒即是典例。其美国工厂制造利润丰厚的奔驰品牌SUV，其中一部分出口到中国，自从2018年中中国加征进口车辆关税，戴姆勒自认成本提高，又不能将之转移给客户，于是降低了自己的盈利预期。

宝马的情况也类似。2017年在华总销量中，进口自美国工厂的新车占据18%，达10万辆。宝马集团高层担忧，如果中美贸易争端升级，会伤害所有股东的利益。

好在2019年12月，中美贸易争端取得阶段性谈判成果，暂且告一段落。中国承诺购买价值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美方则对价值16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特别是消费电子产品）暂停征收新关税。

中美贸易争端已为所有车企敲响警钟，保证供应链安全是大家必做的功课。

以特斯拉为例，当特斯拉上海工厂建成投产后，广达电脑与特斯拉上海达成大额合作，实现本土采购、本土制造、本土销售，这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高昂的出口关税。

在今年8月报道，广达接下了一家知名美国电动车企业上海工厂的车载平板电脑大单，仅前四个月，就实现了销售业绩5000万元，省下的关税及相关增值税达511万元——尽管没有点名，但“知名美国电动车企业上海工厂”基本可以确定就是特斯拉。

“近一段时间订单猛增，我们忙到飞起来。”广达电脑董事长黄健堂说。根据广达电脑公布的2020年8月营收数据显示，今年8月营收为新台币1060.46亿元（约合人民币247.4亿元），同比增长15.4%。今年1至8月，广达实现营收新台币6754.54亿元，同比增长5.2%。

“今天的特斯拉就是20年前的通用汽车，国产化率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富瑞金融（Jefferies）中国策略研究主管Alexious Lee对记者表示，任何一个外资品牌，如果想在中国市场快速发展，必须提高产业链的国产化率还有本地的服务能力，包括服务及时性和配件及时性。

中国对美出口在各种惩罚性关税下，仍然保持增长趋势。中国海关总署9月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对美出口同比增长20%，较7月提高7.5个百分点，升至年内最高。

华泰证券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对汽车行业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短期来看，对美出口收入占比较大的零部件企业利润或受到一定影响，但由于转换供应商需要较长认证周期，短时间切换比较困难，关税影响或多被美国客户承担；长期来看，中国零部件的价格优势或削弱，美国客户将推动零部件企业转移产能至海外，墨西哥、东南亚国家成为首选。

汉肯·塞缪尔森近期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不管谁当美国总统，目前全球化所面临的挫折将持续下去，他最大的愿望是，美国总统选举过后，中美贸易面临的政治压力将告一段落。

反复背后的利益考量

值得留意的是，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Elon Musk）针对中美贸易争端前后态度的转变。

早在2018年4月，特朗普拟对中国进口商品设定关税时，马斯克曾在推特上抱怨中国汽车产业合资的股比，以及中国的进口汽车关税问题。相关推文曾得到特朗普的赞许。如今伴随中国产特斯拉销售大卖，马斯克明显也改变了态度，“我希望能把特斯拉上海工厂打造成全球范例”。

“特朗普这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现在开始疼了。”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美国问题专家沈逸告诉记者，特朗普政府莫名其妙地用贸易霸凌政策，去推动所谓的公平贸易，从而限制中国，并让美国绝对收益。这是基于错误的理念，在错误环境下，使用错误的手法，只能收获错误的结果。

制造业不同于农业，美国产业界需要中国大量生产的半成品、中间件，彼此依存度很强。如果是短期内的贸易摩擦，企业还能依靠存货和临时拨付应对一阵儿。沈逸进一步解释称，美国产业界以为会尽快签订新的关税协定，但特朗普政府一直拖延，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美国经济，时间一长产业界就吃不消了。毕竟，企业家们对贸易摩擦造成的成本增加是有切肤之痛的，自然会有反制措施。

汽车是工业生产领域的明珠，集成生产效应极强。中国本身是全球最大的单一汽车销售市场，车企在当地建厂生产的同时，必然会选择本土供应链。同时，规模效应下多生产的汽车向海外出口，更有助于摊销产研成本，这本来是行业内的常识。

为了做好零部件出口生意，中国零部件企业也将工厂开到离美国更近的地方去。去年引发广泛讨论的纪录片《中国工厂》讲述的就是汽车零部件公司福耀集团前往美国建厂的故事。

在俄亥俄州，福耀集团投资3000万美元建立了汽车玻璃生产线， 为当地创造了2100多个就业岗位。公开资料显示，2018年福耀集团约有300万套汽车玻璃出口至美国，收入约20亿人民币，占当年收入的10%，加征关税由客户和公司共同承担，公司承担较少部分。长期来看，福耀美国工厂还可以释放更多汽车玻璃产能，规避关税影响。

时任中汽协常务副会长董扬曾告诉记者，从全球来看，剧烈的贸易摩擦下，美国和欧洲的损失最大，中国、印度背靠巨大的市场需求，相对来说损失可控。一旦波及中国这种全球最大市场，美国汽车产业必将受到严重冲击。

沈逸认为在政治作秀的风潮过后，美国的两党政治决策更基于现实，逐渐趋向温和，中美间的贸易摩擦的解决方案将逐渐清晰起来。全球贸易一体化的进程是大势所趋，过程中的反复都左右不了最终趋势。

许海东认为，特斯拉捅破了窗户纸。伴随特斯拉在中国上海设厂生产，基于性价比考量，越来越多地选择中国供应商，产品甚至想向美国出口。特斯拉虽然能与供应商一起承担成本，但毕竟不是持久之计。美国国内类似想法的企业很多，但以前在意识形态的压力之下，不便于去说。如今特斯拉牵头起诉，制造业的各路企业肯定会基于实际情况，选择是否跟随。

“表面上看，特朗普政府损害别国企业利益，但从根本上看，也损害了美国企业和美国人民的利益。相信会有更多美国企业对美国政府提起诉讼。”邱宝昌对记者说。

（本刊记者李阳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