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达峰、碳中和的意义不止于绿色环保，其背后所蕴含的人类社会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对于依附于实体经济而存在的金融业来说，亦意味着一场渐进式的变革。

光伏和太阳能投资、可再生能源占比、减排、减污等多个目标之间产生的协同效应，使得碳金融超越围绕碳市场的概念，达到了绿色金融的概念。图/ 新华

“自从研究绿色金融后，出差就再没用过酒店的一次性洗漱用品。”一位金融监管人士自述，2015年绿色金融成为他的研究关注点，并由此触发了环保意识的觉醒。

也正是在这一年的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但情怀大于行动，该人士感慨当初几年绿色金融践行之艰。

现实生活中，一份早年的各省酒店用品行业协会数据显示，全国1.5万多家星级酒店，每天消耗的洗漱用品120万套，其中70%-80%最终直接浪费，混入生活垃圾成为环境污染源。

另一份研究数据显示，如果把每年生产的塑料袋绑在一起，可以绕地球7圈，超过50种鱼误食过塑料垃圾，每年大约100万只海鸟因塑料污染导致死亡。

从陆地到海洋，全球人类都能切身感受到的变化是，气温逐年升高，气候越来越暖。又一项研究表明，如果人类继续按照目前的碳排放常态，2100年，全球气候升温将超过4摄氏度，这一趋势发生的概率超过90%。

导致臭氧层被破坏的过量碳排放,被气候界认定为全球变暖的一大元凶。

2015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200个缔约方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巴黎协定》，其长期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努力将温度上升幅度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

“在这之前，中国对气候变化的态度是相对消极的，主要强调不能抑制经济增长，作为发展中国家不能承诺约束性硬指标。”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周小川说。

周小川所说的“在这之前”的分水岭已经到来。

2020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这是一个值得深刻理解和落实的重要转变，这种转变并不是表述上的微调或者政策上的延续式更新，而是理念上、认识上、立场上的转变。”周小川评论道。

在2020年12月12日气候雄心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在“30·60”碳目标的基础上，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几项总量指标进一步细化：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伴随“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明确，绿色金融迎来发展契机；但在举世承诺之下，践行者也感受到倒逼的压力。

“在碳中和约束条件下，有两个方面的任务格外紧迫”，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3月20日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鲜有地系统阐述了中国绿色金融的当前要务及政策体系规划。

第一，实现碳中和需要巨量投资，要以市场化的方式，引导金融体系提供所需要的投融资支持；第二，气候变化会影响金融稳定和货币政策，需要及时评估、应对。易纲表示，围绕这两方面要求，人民银行已经把绿色金融确定为今年和“十四五”时期的一项重点工作。

事实上，五年间，中国绿色金融贷款余额达12万亿元，存量规模居世界第一；债券存量约8000亿元，居世界第二。

尽管如此，与碳中和目标所需巨大资金量的对比下，绿色金融当前的发展规模略显尴尬。

来自国家气候战略中心的数据显示，为实现碳中和目标，到2060年我国新增气候领域投资需求规模将达约139万亿元，年均约为3.5万亿元，长期资金缺口年均在1.6万亿元以上。

碳达峰、碳中和的意义不止于绿色环保，其背后所蕴含的人类社会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对于依附于实体经济而存在的金融业来说，亦意味着一场渐进式的变革。

一位接近监管人士向记者表示，鉴于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绿色金融对于商业银行意味着信贷结构重塑，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监管部门还是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还是能力的挑战。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则更加直接地指出，金融机构如果不参与到碳达峰、碳中和的进程中，就会失去最大的投资和业务增长机会。“如果股权投资者在这些高碳产业和企业中有股份，且这些企业不转型，那么未来这些股权的估值将很可能变得很小甚至变成零。如果银行贷款给高碳企业，且这些企业不转型，那么一些长期贷款就会变成坏账。”

应对压力，易纲罗列出央行绿色金融的工作表：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强化信息报告和披露；在政策框架中全面纳入气候变化因素；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应对气候挑战；深化国际合作……与此同时，央行已经启动建立全国性的碳核算体系。

每一项工作背后都是一场系统工程，“30·60”双碳指标的时钟倒转之下，中国绿色金融的路线图正在逐渐清晰。

01 

发力顶层设计：标准与信披

一行两会正在发力完善绿色金融顶层设计。

3月20日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人民银行已经把绿色金融确定为今年和“十四五”时期的一项重点工作。未来重点工作之一，便是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

所谓绿色金融，依据2016年8月，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被定义为：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

绿色金融体系则指：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指数和相关产品、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金融工具和相关政策支持经济向绿色化转型的制度安排。

易纲透露，央行在即将完成修订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中，将删除化石能源相关内容。

在绿色金融标准体系构建方面，央行主要遵循“国内统一、国际接轨”的原则， 2018年起，人民银行便与发展改革委、证监会等部委多次协商，形成基本共识，将绿色债券目录进行了统一。目前，对于国际上并不认可的清洁煤与化石能源利用项目，新修订的绿色债券目录也将其剔除。

一位银行金融研究所擅长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新的绿色债券目录将在年内正式印发。这一举动，也是在绿色标准上与国际接轨。

此外，央行正在与欧方共同推动绿色分类标准的国际趋同，易纲透露，争取年内出台一套共同的分类标准。在他看来，绿色金融标准是识别绿色经济活动、引导资金准确投向绿色项目的基础。

对此，有监管人士建言，中国做绿色产业分类做得比较早，但从完整性、系统性来看，欧洲的绿色分类标准更为全面，未来中国在完善相关标准时，可以进一步借鉴。

标准之外，业界普遍关心的强制信息披露制度也在临近。

据记者了解，央行将分步建立强制的信息披露制度，以覆盖各类金融机构和融资主体，并实现披露标准统一。

与央行同步，银保监会也在研究信息披露指引的相关内容。

相对于监管层逐步趋严的信披制度，银行等机构颇为关注新政要求的披露内容的详尽程度。

有监管人士、国有大行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前期争议点主要集中在信息披露的范围。从环保组织的角度，肯定希望银行尽可能详细地披露到具体企业、具体项目，但这个做法并不现实，因为很有可能损害到企业的利益。目前相对一致的看法是，披露到具体行业的贷款情况即可。另据记者了解，目前信披指引已处于起草阶段。

该人士指出，不论是金融机构还是企业都需要主动对社会公开披露环境信息。一方面，这是相关主体获得相应奖励的基础；另一方面，市场主体也必须要接受社会监督。过去，市场主体一般按照内部模板或相关国际模板开展信息披露，但各机构披露的内容、范围、文本标准等不尽一致，缺乏可比性。目前，人民银行研究局正在牵头制定统一规范的信息披露的标准。这是一件非常急迫的事情，今年有望推出。

证监会近年来亦在研究制定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具体规则。2016年、2017年，证监会两次修订《年报准则》和《半年报准则》，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具体内容和具体方式提出了明确要求。

2018年9月，证监会修订《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对上市公司在环保等方面提出要求，同时在信息披露方面对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信息等作了规定，形成了ESG信息披露的基本框架。2021年2月5日，证监会就《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指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该指引的主要修订条目中，证监会增加了有关“公司的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ESG）信息”的（投资者关系管理的）沟通内容。

在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绿色金融合作委员会执行副主任、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锋看来，未来，绿色金融的发展，首要问题不是来自绿色金融本身，而是顶层设计。其对记者表示：“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背后需要一个非常巨大的体系建设。从政策层面来看，目前有几个难点，包括前期需要比较全面的顶层设计，制定出一套规则制度、评价标准等，同时还要有相关人才来执行，才能够逐渐展开。同时，这些设计背后，还需要强大的技术支持。”

他通过举例对此进行了解释，在绿色金融的相关政策上，监管层出台了一些措施，比如在IPO融资方面，将为绿色企业提供更多支持。不过，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如何认定一家企业是否属于绿色企业？以一家水利发电厂为例，在国内会认为水电站发电减少了碳排放，但在国外一些国家看来，水电破坏了生态环境，故而不能算作绿色企业。因此，全面的顶层设计、规则制度、评价标准等是需要提前规划设计，才能推动后期绿色金融的发展。

他认为，有了详细的指标之后才能在金融上给予定价，从金融的角度来讲，目前已经出台了一些标准，但是仍然不够详细，应该不断完善，短板的或者缺失的领域，应该尽快通过立法补齐。“如果标准设定不够细，则在操作层面上，就很容易出现套利行为，目前就有一些企业通过‘刷绿’来套利的行为。”

02 

迫切任务一：百万亿资金需求

易纲指出，在碳中和约束条件下，有两个方面的任务格外紧迫。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是巨量投资需求。

多项研究认为，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需要的投资规模在100万亿元以上。易纲在上述论坛上也指出，各方面有不少测算，规模级别都是百万亿人民币。

清华大学牵头的《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研究》报告测算，2020年至2050年能源系统需新增投资约138万亿元，超过每年GDP的2.5%。如此巨量规模投资，政府提供资金支持只占10%左右，其他依赖于社会资本。

“未来，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必然需要借助金融的手段来实现。近年来，中国发行的绿色债券的体量都居于世界前列。”刘锋对记者表示：“在碳中和涉及的各个领域，金融的发展反而是超前的。”

2020年末，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约12万亿元（约合2万亿美元），存量规模居世界第一；绿色债券存量约8000亿元（约合120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

另据CBI统计，在绿色债券累计发行规模方面，2019年全球绿色债券同比2018年增加51%，发行量前三名国家为美国（513亿美元），中国（313亿美元），法国（201亿美元）。

但在中国信贷300多万亿元的总体规模中，绿色信贷只能算是九牛一毛。在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硬约束下，大量高碳行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减碳路径。周诚君指出，大量的资金缺口其实来自于转型资金。

“碳达峰、碳中和需要大量的转型和改造资金，仅靠现有的绿色金融远远不够。”周诚君说，绿色金融有国际共识和严格标准，所以是刚性的，各方必须遵守。很多行业，如钢铁行业，面临巨大的转型投资需求，但不符合绿色金融标准。我们可以发展转型金融去支持此类行业，因为转型金融允许投资到高碳、高环境影响的行业，但是需要制定一个清晰的减碳、转型路径，并持续、严格地开展环境披露信息。转型金融的意义就是大大拓展了金融行业对于环境和气候友好型项目的支持力度，它未必是绿色的，但符合转型要求，有益于改善生态环境、减缓气候变化。

从融资主体构成来看，中国绿色金融95%的融资量来自银行，这与中国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相关。以中国每年100万亿的GDP总量对比，投资率大约在40%水平。上述监管人士认为，市场并不缺乏供给绿色金融的资金，问题在于投资回报率如何。

那么如何调动金融机构积极性，开展绿色投资？

该人士认为，一个比较好的措施是有效降低金融机构的财务费用，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降低金融机构风险权重。目前，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约合12万亿元，如果将风险权重降低一半，理论上就可以将绿色贷款规模最大拓展到24万亿元。

据记者了解，调整绿色金融资产风险权重的内容已经写入人民银行相关文件，但这项措施实施难度较大，还需监管部门达成共识。出于风险控制考虑，若在全国推行存在困难，有参与讨论者建议，在六个国家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先行试点。

此外，多项激励措施已经进入探讨阶段，包括降低绿色不良资产容忍度、开展绿色资产证券化业务、鼓励金融机构开发ESG产品；且不排除未来人民银行会同监管部门出台绿色金融评级或者环境与气候风险评级等，根据评级给予奖惩。

此前，人民银行曾将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业绩纳入宏观审慎评估（MPA），后来考虑到货币政策目标不宜过多，暂停将绿色信贷业绩纳入MPA。但随着新目标下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进一步完备，激励措施的力度和可行性势必强化。

国际机构的一项调查则提供了一个相对乐观的前景，渣打集团在去年针对全球300家最大的投资公司的调研中发现， 53%投资于新兴市场的机构将中国列为重点投资市场，而根据其近期的《可持续投资评估》，目前高达90％的高净值投资者对可持续投资感兴趣，其中42％的人考虑在未来三年内将其15％的资金用于可持续投资。

03 

迫切任务二：应对气候风险

“另外一个较为紧迫的任务是，气候变化会影响金融稳定和货币政策，需要及时评估、应对。”易纲指出。

国际研究普遍认为，气候变化可能导致极端天气等事件增多、经济损失增加；同时，绿色转型可能使高碳排放的资产价值下跌，影响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易纲认为，一方面，这会增加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进而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另一方面，这可能影响货币政策空间和传导渠道，扰动经济增速、生产率等变量，导致评估货币政策立场更为复杂。这是在维护金融稳定、实施货币政策上面临的新课题。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此前就曾表示，“碳中和”预计将在未来30年内带来180多万亿的绿色金融投资，在能源、交通、建筑、工业、林业等行业带来巨大的投资和商业机会，但也带来了应对气候变化所需面临的物理风险与转型风险。

其中，物理风险是指气候异常、环境污染等事件，可能导致企业、家庭、银行、保险机构等的资产负债表严重受损，进而影响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的风险。物理风险主要通过三个渠道影响金融稳定：一是通过保险公司资产负债表渠道，影响单个金融机构乃至整个金融体系。二是通过抵押品渠道，放大银行体系金融风险。三是通过经贸和主权债务渠道，境外物理风险向境内传播。

转型风险是指为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经济低碳转型，由于突然收紧碳减排等相关政策，或出现技术革新，引发高碳资产重新定价和财务损失的风险。转型风险主要从两个方面影响金融稳定：一是通过资产价值重估，放大金融体系风险。二是政策超预期与低可信度，促使风险从实体经济向金融市场加速传导。

马骏做了一套风险气候转型模型，分析了煤电行业，继续给煤电行业进行贷款，发生贷款的不良概率从现在3%左右上升到10年之后的22%以上，而且这个22%是年度发生违约的概率，而不是累积的概念。如果把10年每年的违约概率累积起来的话，远远超过20%。

在马骏看来，这个结论很明显，在这些领域会出现很多很多金融风险，金融机构、投资者需要识别，需要预判，需要防范这些风险。

据记者了解，涉足绿色金融较早的工商银行、兴业银行、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已经做了关于气候和各种各样环境因素所带来风险的模型。国际上，以欧洲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圈也做了很多工作。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王遥向记者表示，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最需要识别和量化的风险是转型风险，所以对于这种未来可能面临风险的资产需要进行识别；其次，金融机构需要对这种风险进行量化，只有具备量化的能力，才能将风险成本纳入到定价里面。

据王遥介绍，风险量化需要做好两项工作：一是搜集信息，了解相关的气候环境信息；二是具备方法学，帮助了解业务风险值程度，并进行差别定价。

“碳信托”的报告显示，目前中国的气候风险压力测试方法主要包括三个：工行的“情景分析法”、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的“资产组合法”、清华大学的“财务风险转型分析法”。

“一些试点地区已经推动金融机构做气候风险压力测试。”王遥说，银行在这方面的需求也越来越多。王遥则认为，中国绿色金融最大的风险是政策风险，但是这种风险发生的概率非常小。

鉴于气候变化会影响货币政策，国际上对于把气候变化纳入货币政策框架事宜存在争议。有些国家央行对此比较积极，认为应纳入中央银行的政策框架。

市场认为，绿色金融肯定可以纳入中央银行政策框架，比如信贷政策、金融稳定政策等，但是未见得是纳入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应当越清晰、越简单、规则越透明、目标越明确为好，少考虑一些不那么重要的变量。

中央银行开展金融稳定评估时，确实应该考虑环境和气候风险。市场君表示，有些金融机构表面上看监管指标都很健康，但是资产负债表上百分之七八十的资产都集中在高碳行业，未来转型风险很大。一旦出现资产重估，这些金融机构就可能会面临巨额损失。比如清华的一项研究表明，目前煤炭行业的不良率在3%左右，10年后估计会上升到10%以上。所以，转型将带来很多资产的系统性重估。

人民银行研究局已牵头在湖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了绿色金融信息管理系统，可以实现对金融机构绿色贷款业务的逐笔、实时、穿透式监管，也为其他绿色金融产品和业务预留了端口。该系统于2018年起筹建，2019年开始试运行，现在正准备拓展到整个长三角地区。

据介绍，该系统属于事后管理系统，而非事前审批。绿色金融需要一些额外的鼓励、激励措施，金融机构才有展业积极性；但同时又要防止道德风险，避免“洗绿”等情况发生。该系统一定程度上就可以发挥风控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该系统内，金融机构之间可以相互监督，进一步减少道德风险的发生。

此外，绿色金融资产的不良亦备受高度关注。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十分可控。“我国绿色贷款余额全球第一，绿色债券的市场规模全球第二，并且质量比较好，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过一例违约案例。”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桂平指出。

04 

市场启动：抓住最大商机

绿色金融在中国的实践已有数年，其主要呈现形式包括绿色信贷、绿色债券、 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绿色指数产品和ESG信息披露等七大方面。

从绿色金融的体量来看，也初具一定规模，但结构上仍以间接融资为主，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占比较高，而在直接融资领域如绿色IPO和再融资规模则较小。

中金公司的对比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国内绿色融资规模在12万亿元左右，其中，绿色信贷投放规模超11万亿元，境内贴标绿色债券余额约为8700亿元，而绿色股权市场规模仍较小，在PE/VC股权投资、绿色IPO和绿色企业再融资方面均处于起步阶段，2018年－2019年我国绿色股权年均投资规模为424亿元，远小于绿色信贷与债券的年均新增量5500亿元。

从增速上来看，近年来绿色融资增速有所放缓。中金公司统计显示，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贷款余额从2013年6月末的4.90万亿元增长至2020年6月末的11.01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2.3%。但近几年绿色信贷余额同比增速不及整体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速。以2020年上半年数据为例，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速为3.9%，而整体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同比增速则为13%。

尽管增速如此，但是绿色金融带来的投资机遇不可忽视，尤其是碳中和、碳达峰双项指标明确后，市场前景尤为可期。

近日，马骏公开表示，其牵头进行的重庆绿色投资研究显示，仅重庆一个省级经济体，要实现碳中和，估算未来30年内就有13万亿元绿色投资需求。如果将这个数字映射到全国，全国碳中和所需要的绿色投资或许会接近500万亿元。所以，马骏估计在100万亿－500万亿元之间，这是未来30年落实碳中和给绿色低碳投资带来的机遇。

“对金融机构来说，如果不参与这个过程，就会失去最大的投资和业务增长机会。从行业上来说，有很多可以投资的领域。”马骏说，碳中和最核心的是能源零碳化，未来能源几乎百分之百都会由可再生能源组成，这就需要大量的投资。此外是交通、建筑都是非常重要的领域。

投资机构已经嗅到了商机。近日，高瓴资本创始人兼CEO张磊在参与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经济峰会时表示，当绿色转型成为未来最大的确定性，将有力地引导大量社会资本转向碳中和领域，绿色股权（PE/VC）投资正当其时。在这个方向上，市场化的 PE/VC 机构大有可为。

高瓴资本回复记者表示，我们要意识到，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是极富挑战的，需要大量的前期资源投入，也需要更多从业者提供创新型的解决方案。在这个基础上，PE/VC 具备较高的风险承受能力，可以帮助早期创新公司顺利度过死亡谷。“我们从股权投资的角度，是在持续进行全产业链层面布局。”

作为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主力军”，商业银行在布局绿色金融这条路上已经表现了“舍我其谁”的精神。

近年来，部分大中型银行在绿色金融方面均做出积极探索，通过综合运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资产支持证券、绿色租赁、绿色信托等金融工具，相继推出创新的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涉及领域包括节能减排、清洁能源、清洁交通、污染防治等。

据记者统计，截至2020年末，国有六大行绿色贷款余额共计6.27万亿元，约为当前国内全部存量的一半。其中，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绿色贷款余额均超过1万亿元。

股份制银行中，诸如兴业银行、华夏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恒丰银行等，亦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这其中，国内首家赤道银行兴业银行表现抢眼，截至2020年末，该行绿色融资余额1.16万亿元，企业客户达到2.64万户。

与此同时，部分中小银行亦积极参与其中。据记者不完全统计，江苏银行、南京银行、甘肃银行、湖州银行、杭州银行等部分中小银行近年来积极开展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在实现特色经营的同时寻找利润增长点。

绿色金融发展稳步推进，但并不意味着过程中没有挑战。“一方面，市场化机制不完善限制绿色信贷业务开展。用能权、碳排放权、排污权和节能项目收益权的价格评估标准、市场交易机制缺失，银行缺少进一步的引导和指导。另一方面，深入推动绿色金融市场体系建设还面临着人才瓶颈，尤其高素质、复合型金融人才匮乏。”恒丰银行公司金融部相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多名接近监管的资深行业人士向记者坦言，目前部分大行和股份制银行都做得不错，部分银行已建立起绿色金融的专营机构、专业部门和专业团队，将诸如水利、环境等领域的专业人才聚集起来，再与金融团队形成协同效应。

不过，据记者了解，虽然不少银行都在积极参与到绿色金融市场中，但目前已建立起绿色金融的专营机构、专业部门和专业团队的银行，相对有限。同时，已从总行层面建立起绿色金融专业部门的银行主要有兴业银行、华夏银行。

另一方面，绿色金融市场体系需进一步完善。上述恒丰银行公司金融部相关负责人指出，现有绿色金融服务主体单一，与银行参与度相比，证券、保险、基金等其他金融机构参与较少，银证保基各金融主体联合创新机制不畅，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单一，不能满足绿色企业（项目）多层次、多样化的投融资需求。此外，银行内部绿色金融协同推进力度需进一步加大。

多名银行业人士直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任重道远，绿色金融在其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需要在激励政策上予以更大力度的支持。

据记者了解，对于商业银行开展绿色金融业务，政策激励上包括央行发放再贷款等，地方政府适时进行利息补贴和项目担保。总体来看，主要是靠银行内部自我激励，比如针对绿色信贷，银行内部转移定价的时候给予一定优惠，财务资源给一定规模的支持等等。

对此，兴业银行绿色金融部总经理罗施毅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首先，建议加大支持绿色金融债发行；其次，建议试点降低绿色贷款风险权重；再者，建议推动金融系统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相关标准和制度的出台。

就建议试点降低绿色贷款风险权重方面，罗施毅进一步指出，中国是全球绿色贷款统计监测体系最健全、历史数据最丰富的国家，绿色贷款资产质量明显优于各项贷款，具备降低风险权重的基本条件，并且在碳中和大背景下，通过降低风险权重，激励金融机构加大绿色贷款投放，是必要的。建议选择绿色金融组织管理体系完善、绿色贷款统计制度规范、专业统计系统和统计队伍成熟，绿色贷款不良率水平较低的银行机构先行试点降低绿色贷款风险权重。

政策激励之外，银行自身如何发力也至关重要。

交行升级了绿色信贷政策体系，包括实施“有扶有控”差异化信贷策略，以支持能源、制造业等低碳绿色转型发展；对碳排放重点行业进行存量业务排查梳理，推动结构优化；同时加强政策跟踪和业务指导，优化碳达峰、碳中和相关信贷策略。

建行绿色金融业务相关人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组织推动方面，将绿色金融业务目标纳入年度综合经营计划，并分解到各条线、各分行；在资源配置方面，将绿色信贷列为贷款规模配置重点领域；在考核评价方面，将绿色信贷指标纳入年度KPI考核体系。

“银行要立足本行实际制定绿色金融发展战略，设立绿色金融总体目标，通过完善绿色金融顶层设计、优化资源配置等举措，推动自身绿色金融业务健康发展。同时，要严格执行绿色金融标准，创新产品和服务，强化信息披露，及时调整信贷资源配置。”恒丰银行公司金融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还应重点关注低碳转型行业业务拓展机会。一方面，低碳产业将进入高速增长期，光伏、风电行业竞争力不断提升，绿色建筑、绿色建材发展空间广阔；另一方面，高耗能行业智能化、低碳化升级等也将为金融业创造新的市场机遇。

05 

后起之秀：碳交易市场

在绿色信贷之外，绿色金融领域内，另一个规模或达万亿级别的市场正在搭建，这就是今年以来备受瞩目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下简称“全国碳交易市场”）。

今年3月上旬，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全国碳交易市场建设已到了最关键阶段，要倒排工期，全面开展对接测试，尽早实现系统运行，确保今年6月底前启动上线交易。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作为技术支持，将具体参与交易系统的承建。该交易所的董事长赖晓明今年1月对外表示，未来全国碳市场的交易平台将由独立的交易机构来运营，按照国家统一部署，这一机构将由7个试点省市与江苏、福建省共同联建。机构设立方案还在报批中，尚未最终确定。

公开信息显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将采用创新型的“双城”模式——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负责交易，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负责注册登记。

在碳交易市场紧锣密鼓筹备之时，碳交易涉及的相关配套文件也陆续出台。今年1月5日，生态环境部公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并配套印发了配额分配方案和重点排放单位名单，该办法自2021年2月1日起施行。由此，2225家发电企业率先被纳入全国市场。

3月30日，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公开征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草案修改稿）》（下称《条例》）意见的通知。

根据《条例》，碳排放配额分配包括免费分配和有偿分配两种方式，初期以免费分配为主，根据国家要求适时引入有偿分配，并逐步扩大有偿分配比例。

《条例》中还提及了全国碳交易市场的监管机构：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机构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机构进行监督管理。

刘锋对记者表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目前仍在征求意见阶段，未来其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应该是如果保证碳排放配额分配的公平性。”

在此之前，我国碳交易试点已经走过10年的历程。2011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湖北、广东和深圳等七省市开展碳交易试点工作。自试点启动以来，碳交易共覆盖电力、钢铁、水泥等20余个行业近3000家重点排放单位。截至2020年底，碳交易试点累计成交量超过4亿吨，累计成交额超过90亿元。

多家机构预计，在碳交易起步阶段，成交可能不够活跃，碳交易额也较低。但从长远来看，碳市场的交易额或将达到万亿级别。

“如果按照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来说，未来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规模或达百万亿元人民币。”今年3月18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表示。

根据海通证券此前测算，预计高峰时我国碳配额成交量可达到260亿吨以上。以最低碳价30元/吨计算，未来我国碳市场成交金额达到8000亿元以上；以欧盟碳价120元/吨计算，未来我国碳市场成交金额有望达到3万亿元。不过，未来碳交易市场仍面临不少挑战。天风证券总裁王琳晶对记者表示：“政府的法规政策和制度规则是碳交易市场的基础，但法规政策的制定实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目前，多地都有区域性碳交易市场，全国碳交易市场建立后，能够解决当前存在的市场割裂、规则不统一等问题，但是仍需要解决碳排放权配额的规模和分配、参与者结构单一、定价机制不完善、企业数据透明度不够等难题，企业参与碳交易的积极性和专业投资者的形成也需要一定时间培育。”

碳交易市场尚未落地，在A股市场上，相关碳交易概念股已启动热身。

今年春节后，包括电力、环保、清洁能源等在内的相关行业走势明显跑赢大盘。其中，从事节能服务的新股南网能源成为今年第一只上涨达10倍的股票；从事自来水制售业务以及垃圾焚烧发电业务的新股顺控发展，上市后也连续走高，其自2021年3月8日上市以来，至4月6日遭遇停牌核查期间，股价累计涨幅为869.80%；电力股长源电力（000966.SZ）和华银电力（600744.SH），其股价在春节后也均翻倍。碳交易相关概念股的火热程度可见一斑。

在碳交易市场加速推进之际，国内社保基金、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等也均在布局，多只涉及到碳中和概念的基金启动发行。

在绿色产业基金领域，今年3月底，中国首只规模百亿级的“碳中和”基金也宣布成立。该基金由远景科技集团与红杉中国设立，将投资和培育全球碳中和领域的领先科技企业。

据记者了解，基金业协会今年将启动《绿色投资指引（试行）》修订完善，以推动绿色投资基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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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挑战：瓶颈与突围

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当前的碳金融已超越围绕碳市场的概念，而是达到了绿色金融的概念，王遥分析，因为这个目标可以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协同效应。

碳金融与绿色金融的交融，30碳达峰、60碳中和的承诺，在打开市场空间的同时，也在倒逼瓶颈突围与创新。

而在周小川看来，要做好绿色金融、碳市场，迫切需要进一步使总量目标清晰化，并建立一套有关碳金融和绿色金融中的参数、指标体系及计量、测算的框架，这样才能切实做好各项任务规划和投资引导。

资本逐利。周小川认为，巨量投资不可能凭空而来，也不会凭号召就能实现，每项投资都需要导向，需要算账，而算账就必须有依据，需要碳市场给出信号，涉及大量与碳价格、研发风险投资有关的基础数据和投资计量。如果既无总量信息也无碳价格信息，是很难让人真正下决心投资。

近期，人民银行副行长刘桂平透露，央行已经启动建立全国性的碳核算体系。

亦有资深监管人士向记者表示，当前一个首要任务就是理顺价格。全体社会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要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就一定需要付出高成本。任何产品都是一分钱一分货，想要好的空气质量、好的水，那相应的排放肯定是少的，就得使用光伏发电、水电、核电等，成本必然不低。

而当前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在于，对价格进行补贴，导致价格倒挂，上述监管人士表示，“一定要依赖市场机制，让价格真正体现它的环境成本。这其中，政府需要在某些关键环节里，把不利于市场发挥作用的制度性障碍消除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全面的绿色转型。”

此外，授信政策变化背后，商业银行信贷结构面临调整，这将给金融体系带来不小挑战。接受记者采访的多名监管、银行业人士直言，全面的绿色转型意味着金融机构不仅要支持实体经济完成绿色转型，也必须实现自身的全面绿色转型。当前，最大的挑战还是在于金融机构自身能力。

有股份制银行高管向记者表示，能力的挑战即银行能否按照国家全面绿色转型的要求，从制度设计、指标考核、经营方式、风险控制等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以信贷政策为例，如何不断根据国家要求，剔除高污染、高能耗企业，持续优化信贷结构，这是商业银行必须思考的问题。

对于如何推动未来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更多的研究人士认为，关键是要有更多的绿色资产，“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资产本身不是绿色的，很难去进行绿色融资，这也意味着实体经济转型迫在眉睫。

伴随绿色金融发展，未来哪些机构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学者、业界人士形成了一个共识，这取决于金融市场的发展。一方面，如果把资产证券化放开一些，鼓励机构开展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这就能使银行、评级机构、投资者、证券机构等参与进来，形成联动效应。另一方面，伴随碳市场后续发展起来，若覆盖范围持续扩大，也可以调动起各方的积极性。再者，若境外投资者的资本管制限制能再少一些，那么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相关业务也能得到进一步发展。

对于如何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紧迫任务，促进绿色金融的发展，刘锋提出多项措施和建议：“一是应尽早建立相关立法，比如通过立法建立企业碳排放额度，包括如何测定，如何分配，谁来分配，定价机制，市场规则等，需要制定清晰的制度，不可有争议。二是要解决投入及享受收益不匹配的问题，比如政府及市场应建立适当激励机制，撬动民间资本。三是要重塑衡量经济发展指标的标准，可以改革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运用“绿色GDP”等指标体系。”

除了全面的顶层设计，刘锋认为，碳交易中的配额制也存在权力寻租空间，需要加以防范。“因为这一制度前期实行配额制，后期则实行市场化，这中间的政策套利的空间也是很大的。就如此前的煤炭配额一样，配额制容易滋生权力寻租，要怎么确保碳排放配额制能够有效的运作，这是对我们现行制度一些挑战。”刘锋对记者表示，碳排放配额如何公平分配？这是一个需要认真考量和谨慎解决的问题。

对此，周小川则认为，在配额总量约束下，如果让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配额价格并实现市场分配，仍会实现有配额的一般均衡，即价格体系会有所移动，但仍是由市场体系所决定的，市场经济基本框架仍可依旧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