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0年9月22日习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30·60目标”以来，国内掀起了应对双碳目标的热潮，各级政府纷纷制定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表。我国能源企业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但在行动上尚缺乏明确方向，尤其是在企业经营战略层面，尚未形成企业内上下共识。
我国需要在10年内实现碳达峰，40年内实现碳中和，时间紧、任务重，中国企业更要尽快制定和实施低碳发展新战略。在国际政策方面，欧盟的碳边境调节税也提上日程。一个必然的趋势是，通过政策手段或者公众媒介，这种全球共同责任会逐渐被分解为企业及个人的社会和经济责任。
因此，企业需要形成前瞻性的商业思维，建立新的经营战略。对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和战略中的重要主体——能源企业来说，向什么方向前进，如何在经营中落实减排工作，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受困碳中和的IOC
今年，国际上有关石油公司遭遇“多事之秋”。两家美国公司埃克森和雪佛龙都在今年5月26日遭到了利益相关者的施压，埃克森甚至遭遇“气候政变”，欧洲石油公司壳牌则是在同日被荷兰法院勒令大幅削减碳排放量。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油气生产商之一，埃克森从未掩饰想要成为未来低碳世界“油气巨鳄”的野心。在2021投资者日活动中，他们估计在2℃温升目标下，到2040年，油气仍将占世界能源需求的48%，因此他们将继续保持油气业务的增长。而许多石油巨头都宣布将削减上游业务，BP甚至要减少40%的上游产能。埃克森不愿缩减上游资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如果石油巨头们纷纷出售上游产业，上游资产将落到其他没有计划削减上游业务的公司手中，这些公司大多数是很少受到投资者影响的国家石油公司。在这种情况下，谁最后行动，谁就最可能占领仍被需求的油气市场，埃克森不想眼睁睁看着传统油气业务这块“蛋糕”落到其他同行手中。此外，埃克森首席执行官伍德伦（Darren Woods）还表示，通过将油气资产出售给其他公司的方式削减上游资产并不能实现整体上的减排。
为了应对排放量的增加和投资者的压力，埃克森强调了低碳技术在他们的战略中的重要性，尤其是碳捕获技术。他们创建了一个新的业务部门，专注于碳捕获和封存（CCS）技术，目前有超过20个CCS项目正在推进。大多数CCS项目的商业模式是将二氧化碳注入油田，提高采收率。因此，发展CCS技术对“大石油”模式是一个两全其美的计划，能够实现减少排放和增加油气采收率的双重目的。他们预计在2025年前，投入30亿美元用于CCS等减排计划，不过这仅仅是1000~1250亿美元总开支的一小部分。因为投资CCS技术会增加油气成本，他们没有计划更多的投资。
在埃克森的计划中，主要通过碳捕获和减少油田伴生气燃烧的方式降低直接排放量，通过为上游业务采购可再生能源的方式实现间接减排。在供应链排放方面，则是开发可以用于交通运输的藻类生物燃料，不过当前研究进展较为缓慢。
然而，他们低估了能源行业和社会变革的步伐，世界正处在从石油时代走向绿色能源时代的关键时期。在低碳转型大潮之中，国际大型石油企业纷纷宣布净零目标，从传统上游转向低碳能源，埃克森却只是在投资者压力下迟迟宣布了仅包含上游的减排目标，坚守油气领域的决策会迫使公众和投资者向他们施加巨大的转型压力。非营利组织“跟随这个”（Follow This）和“当你播种”（As You Sow）一直以来鼓励有气候意识的公民购买埃克森等石油公司的股票，通过在股东大会上支持相关决议，推动石油公司应对气候变化。2021年5月26日，仅持有埃克森0.2%股份的“引擎1号”赢得股东投票，推举的三位候选人入驻四分之一的董事会席位，获得“气候政变”的胜利。
同样计划通过碳捕获技术发展绿色油气产业的雪佛龙公司也遭到了投资者施压，雪佛龙股东以61%的票数通过在中长期大幅减少供应链排放的决议，不过董事会在一个月后回绝了这项提案，并表明不会为了可再生能源削减油气业务。就在7月19日，雪佛龙表示Gorgon项目没有实现二氧化碳捕获和封存目标，原本计划每年捕获约400万吨二氧化碳，但自2019年8月项目启动以来，两年仅实现了500万吨二氧化碳的捕获和封存。世界上最大的CCS项目的失败为“大石油”模式带来了挑战，雪佛龙公司无疑将承受更大的转型压力。
转型步伐相对迅速的欧洲石油公司也未能幸免。壳牌被荷兰地方法院命令到2030年将绝对排放量减少45%，此前目标是在2030年前将排放强度降低20%。这起案件为气候活动人士开创了法律先例。在壳牌败诉后，挪威国家石油公司Equinor也被上诉至欧洲人权法院，要求停止在北极的钻探计划。
新的能源变革将会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根本转变和新的动能，石油公司正站在能源转型的十字路口，面临着来自社会各方的巨大压力。在这个国际背景下，我国能源企业应该顺势而为，更要及早应对，把握企业发展新机遇。
新方向：碳资产管理
在双碳目标下，碳资产管理是企业层面实现碳减排目标和低碳转型的关键。碳资产管理不仅是指碳配额和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等碳资产的保值和增值管理，还包括贯穿企业运营全程的碳资产综合管理业务，比如碳盘查、碳人才培养、碳绩效、低碳品牌建设等。
中国能源企业可以从目标体系、战略和管理以及支持体系三个方面制定碳资产管理行动指南。
首先，企业需要综合考虑政策要求和企业发展方向建立碳资产管理目标体系。在各国制定碳中和目标后，许多大型企业，比如苹果、亚马逊、杜邦等，也纷纷制定了企业碳中和目标。在油气行业，道达尔、BP、壳牌等欧洲石油公司均制定了明确的计划，最迟在2050年之前实现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的净零目标。在我国，“三桶油”都公开表明了将与国家减排目标保持协调，但并未宣布详细的减排目标和措施。中国能源企业除了考虑碳市场的强制减排要求，更要积极响应国家“30·60”目标，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建立可持续的气候变化管理目标。
其次，企业需要审时度势，及时制定和调整碳战略，并推进碳资产管理工作。在业务运营层面，优化资产结构，加大脱碳力度。《巴黎协定》预计在2℃温升情况下，2030年碳价将达到100美元/吨，欧盟也在推进碳关税工作，能源企业需要在未来的投资决策中对资产进行气候风险压力测试。对于油气行业来说，由于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煤炭仍占有较大比例，天然气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在下游，成品油产能过剩，化工产能不足，随着新能源竞争力的逐渐提升和高端化工材料需求的持续增长，化石能源消费结构将从燃料主导转向“材料化”发展。因此，油气企业需要在上游业务中加大天然气资产的占比，在下游发展高端化工，积极推进炼化一体化项目。同时，企业应布局可再生能源，通过减少上游甲烷排放以及发展CCUS和绿氢等碳抵消技术，降低核心业务碳强度。在碳市场层面，企业需要积极参与碳市场交易，并使用碳资产托管、碳基金、碳债券、碳期货等金融工具进行资产管理。
再次，企业需要从能力建设和信息化建设两方面构建碳资产管理支持体系。通过培养或引进碳资产管理人才，搭建碳资产经营管理队伍，或成立专门的子公司负责碳资产管理业务，并做好能源使用和碳排放数据等相关基础信息建设工作。
气候变化问题关乎全社会人民福祉，投资者、政府和公众等利益相关方的需求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驱动因素。随着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投资乘势而上，能源企业除了实施碳资产管理外，还需要做好碳信息披露工作，回应不同群体的需求，通过信息披露实现与利益相关方的有效沟通。
四年前，G20金融稳定理事会设立的气候变化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发布了一套面向金融机构和企业的气候变化管理和披露框架，包括道达尔、雪佛龙、BP在内的许多大型石油公司都根据此框架进行了披露，英国和新西兰已经提出了强制按照TCFD框架进行披露工作的要求。中国能源企业可以参照TCFD框架，从公司治理、公司战略、风险管理，以及指标和目标四个维度对碳资产管理相关信息进行披露，并根据现有的碳信息披露项目（CDP）、气候披露标准委员会（CDSB）和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等披露标准提高气候相关信息披露质量。
另一方面，企业可以根据TCFD披露框架，将关键因素纳入碳资产管理体系。在公司治理流程中综合考虑气候相关风险，构建具有结构弹性的战略体系，利用关键绩效指标管理气候风险，把握气候机遇，占据行业发展新市场。
一些发达国家已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了自然碳达峰，而我国承诺实现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能源行业面临艰巨的转型任务。此外，能源转型对于我们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能源变革新赛道为我国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机会——向低碳全球价值链高端攀登，能源企业需要积极将碳资产管理纳入企业战略，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