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提出了碳中和目标，中国也于2020年9月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如何有效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实现经济社会绿色发展成为全球面临的重要课题。在推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金融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如何有效利用金融手段和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值得深思。为此，本刊专访了被誉为“碳交易之父”的理查德·桑德尔教授，作为原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创始人，他开启了金融与环境的融合发展之路，探索利用金融工具和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这次的专访就从环境金融谈起。
记者：感谢您接受专访。1992年您在哥伦比亚大学讲授名为《环境金融》的课程，由此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您是如何开启环境与金融融合之路的？
理查德·桑德尔：这一切都始于1990年美国的酸雨（二氧化硫）总量控制与交易计划。1991年，我应联合国邀请在里约热内卢的地球峰会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当时，我清楚地意识到，美国解决酸雨问题的市场化机制也可以应用于解决全球范围内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
美国酸雨总量控制与交易计划的经验值得向世界推广。联邦一级的立法为交易机制的实行奠定了基础。私营部门拍卖二氧化硫配额的一些做法也很有意义。这些拍卖提供了价格发现机制。这个创举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罗纳德·科斯教授也参加了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举行的第一次拍卖会。通过这种初始价格发现功能，拍卖会还发挥了重要的教育作用，比如使得美国的电力公司逐渐了解到该项目是如何运作的，以便更好地管理企业的二氧化硫排放权价格风险，并投资于那些能够降低二氧化硫排放的技术。
在一个新的市场，市场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一般来说，当一项金融创新受到学生和学术界人士的评论与批评时，它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增加。这是因为学者、学生和其他专业人士（如会计师、律师和新闻工作者）的参与有助于提高人们的认识，推动必要的制度建设，并形成创新所需的人力资本。
记者：您将经济学中的理论与现实相联系，在1993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宣读论文《探索树林：市场构造和可交易的二氧化碳减排配额》，为设计碳市场提出了建议。那么，全球第一个碳排放权交易是如何产生的呢？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又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建立的？
理查德·桑德尔：这一概念的第一个验证场景是1995年哥斯达黎加雨林保护碳排放证书的签发。我们购买这些碳信用额度旨在证明森林保护的价值可以货币化，并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作用。我们还参与了美国和加拿大之间首次垃圾填埋甲烷气体碳减排量的跨境贸易。
在美国印第安部落保护区开展的土壤碳封存和重新造林项目加深了我们对监测和核查规范的理解。这些工作的最终成果体现为2003年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的建立。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自愿性的温室气体减排和交易项目。在没有联邦立法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一个自愿加入且对加入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碳配额交易试点项目可以帮助企业、州、县和市以低成本、有效的方式减少碳排放。这原本是一个概念验证，但它确实奏效了。配额市场自然地从现货市场发展到期货市场。当公司和其他实体正在实施新技术时，期货市场的存在允许机构对碳价格的波动风险进行对冲。2006年，我们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提供了一篇关于CCX创建和发展的文章，阐述了培育一个市场必须遵循的步骤。
CCX的实践说明，工业发展与温室气体减排可以并行不悖。它也证明了源自农业、垃圾填埋场和林业的碳抵销量可以在解决气候问题方面发挥作用。事实上，CCX及其成员制定的许多规范后来被其他项目采用。我们还帮助建立了欧洲气候交易所（European Climate Exchange ，ECX），后来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交易所。CCX和ECX的建立表明，自愿性和强制性市场机制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及建立相关制度方面能够发挥作用。2008年，我们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天津市政府合作，在中国建立了天津排放权交易所。
记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金融创新广受诟病。您在《衍生品不是坏孩子——金融期货和环境创新的传奇》一书中为衍生品正名，向人们展示了金融创新在解决环境问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您经常提到金融创新理论，其包含市场的不同阶段及设计步骤。结合环境商品市场，您能详细阐述一下吗？
理查德·桑德尔：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其他市场的起源和演变，从而更好地指导我们发展新的环境商品市场。大宗商品、股票、固定收益和环境商品市场并非自发出现。它们是对潜在的、公开的市场需求的反馈。它们的成功演进有赖于具体的法律和机制基础。一个关键要求是确保从市场获得的收益高于建立市场的成本。了解了上述演进过程后，我们对于发展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市场所需的具体步骤就能了然于心。
在研究市场发展历史并亲历了市场建设之后，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七阶段”过程来展示市场如何演变。第一，经济结构的变化产生了对资本的需求；第二，某类商品或有价证券有统一的标准；第三，确权及规范交易出现；第四，现货市场（即时交付市场）和远期市场（非标准化合约或未来交付市场）开始出现；第五，证券和商品交易所出现；第六，建立了有组织的期货市场（在有组织的交易所和期权市场上交易标准化合约）；第七，大量场外交易市场（OTC）涌现。
纵观历史，这七个阶段可以涵盖数量众多的市场的“演变”。股票方面的例子有17世纪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农业大宗商品方面有19世纪中期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小麦期货交易；在固定收益领域，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债期货的创立和推出也发生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
在环境商品市场，七个阶段的界定非常适合二氧化硫市场。20世纪80年代末，为了满足电力需求，美国电力公司大量使用高硫煤，由此带来对含硫气体减排市场的潜在需求。随着发电量的增加，酸性物质排放污染也增加了。这种污染产生于人口相对密集地区，导致受影响人口的呼吸系统疾病大幅增加。此外，酸雨还破坏了河流和森林。公众对健康和环境问题的关注促使美国国会立法者通过了1990年的《清洁空气法》修正案，这使得潜在需求变成了有效需求。这项立法设定了全国二氧化硫排放的最高限额，并提出在未来20年里该限额将持续降低。该法案也提供了一个重要创新措施，即提供了一个基于市场的“总量控制加交易”体系。这给了公用事业公司履行减排义务的灵活性，它们可以直接减少自身排放，或从其他公用事业公司购买配额。在减排方面效率最高的公用事业公司可以通过出售未使用的配额获利。没有减排的公用事业公司要么承担购买配额的成本，要么面临严厉的罚款。所有保护当地空气质量的规定仍然有效。
《清洁空气法》修正案同时发挥了三个功能：使得一种环境商品实现了标准化（排放一吨二氧化硫的法定配额），提供了金融工具所必需的“所有权证明”，为有效转让产权奠定了法律和机制基础。最终，在该法案生效之前，一个非正式市场就已经出现了。期权的交易也随之出现。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获得美国环境保护署（EPA）授权，可组织现货和远期配额的年度拍卖，从此受监管的期货交易所入场。虽然该计划并不完美，但几乎没有人会否认，它确实能以低于最初预测的成本实现其最终环境目标。
基于从新市场诞生到发展的历史经验，下面谈谈具体实施的十二个步骤：第一，明确界定环境商品；第二，建立市场监管规范；第三，确立相关基线标准；第四，设定排放目标，分配排放配额，监测排放；第五，统一配额标准，确定符合条件的减排信用；第六，建立一个配额注册登记机构；第七，使用现有的交易所和交易系统；第八，制定拍卖流程；第九，完善交易报告和流程；第十，加强与其他市场的协调；第十一，制定适当的会计准则；第十二，实现国际连接。
这个“十二步骤”的蓝图对CCX的发展和演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一言以蔽之，实践出真知。我们参与了蒙大拿州萨利希和库特奈部落的林业减排量交易，为森林生物质碳封存的商品化积累了经验。这两个部落把减排量卖给了一群英国投资者，这些钱用来帮助被森林大火烧毁的土地实现再利用。与哥斯达黎加政府合作开展的热带雨林碳减排量交易提升了我们对森林保护和国际/跨境碳交易的理解。垃圾填埋甲烷气体碳减排量交易让我们对排放量的所有权、法律和量化方法等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们还与工业和电力行业公司的咨询小组合作，从而增加了在确定基准线和减排目标方面达成共识的能力。我们研究了产品注册登记工作，理解了配额和减排量的过户转移机制，其增强了市场的可靠性。我们通过拍卖提供价格发现；开发电子交易平台，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我们制定了最高标准的碳排放监测和核查制度，这些制度也被其他地区的碳交易项目所采用。作为国际连接的概念验证，CCX推出了试点示范交易，将欧盟的配额转移到CCX的登记机构。综上，金融创新理论为创新者、企业家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幅蓝图，让他们了解一个新市场是如何演变与发展的。
记者：您曾参与中国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的建设，对中国的碳市场有一定的了解。经过近十年的探索，中国于2021年7月16日正式启动了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目前，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处于加快建设、培育完善的阶段，要如何实现与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接轨？
理查德·桑德尔：我坚信各新兴市场总有一天会相互连接。随着相关协议、方法学和注册登记的标准化，中国的碳减排量录入美国加州碳市场的登记簿只是个时间问题，反过来也是如此。气候变化本质上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无论碳减排量和抵销量来自哪里，生态环境都将受益。中国可能会从目前的碳强度模式向直接的总量控制和交易体系发展。中国还应该寻求建立统一的监测和核查机制，从而使中国的配额和抵销机制得到美国加州和欧盟等其他市场的承认。
作为潜在的全球最大碳交易市场，中国有机会在这个地球面临的关键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中国有充分的条件与其他国家合作，促进国际社会的联合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相信应对气候变化和开展排放权交易可能是全球和平进程的催化剂。如果我们必须相互依赖，为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营造一个清洁的环境，那么这种合作将是促进国家间和平共处的有力工具。
记者：从2011年10月开启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至今，中国的碳交易主要以现货交易为主，相关部门正在积极研究碳期货，拟在条件成熟时推出碳排放权相关的期货品种。对于中国开展碳期货交易，您有什么建议？
理查德·桑德尔：CCX曾经成功地在现货交易启动后一年内（或更短时间内，如ECX的情况）就推出了期货交易，从而为现货市场和价格发现提供了一种对冲机制。
但与此同时，我认为另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开展教育，教育市场参与者（如电力公司），帮助其充分了解参与这些市场的风险和机会，这将有助于适当地激励其参与。有必要帮助市场机构建立风险管理体系、熟悉交易操作，使这些机构能够充分利用新市场，并参与期货市场（包括1年期以上）的套期保值。对于那些已经涉足能源密集型行业、不得不对冲燃料和能源风险的企业来说，碳期货交易应该是非常自然的需求。另外，还必须教育期货经纪人，使其能够将对冲产品出售给目标客户，掌握交易机会，帮助机构进行风险对冲。同样重要的是，要教育学生、学者、会计师、媒体、律师和风险管理人员，他们也是这个市场的利益相关方。
记者：从20世纪70年代首创利率期货至今，您引领、见证了金融期货的发展，对中国的期货交易所也不乏了解。2021年4月，广州期货交易所正式成立，作为将以碳排放为首个品种的创新型期货交易所，在对标国际一流期货交易所、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理查德·桑德尔：对于期货来说，重要的是基础市场有健全的协议规则和最严格的核算与核查体系。另外，要加强期货交易制度建设，强化监管措施的专业度和交易主体的内控机制，以避免市场操纵行为。这将鼓励套期保值操作，从而提升市场流动性。与套期保值交易相结合，增强跨期（包括1年期以上）价格透明度和完善价格发现机制将能带来应对气候变化的最低成本解决方案。
总之，怎样搞好一个新市场、发展一个稳健的期货市场，我的秘诀可称为“魔法九决”：第一，大宗商品（或者说是碳排放）有价格信号，而且价格是可变的；第二，竞价机制决定商品最终价格；第三，商品必须是同质化/标准化的（具有高标准的监测和核查机制）；第四，已经有现货市场；第五，有推动碳排放现货交易的立法；第六，有专业和睿智的市场监管者；第七，交易所采用集中撮合架构，大幅度降低买家和卖家的交易成本；第八，期货合约的参数设计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第九，已经针对直接参与者（如电力公司/行业）、期货经纪公司和投行、金融科技服务商、律师、学者等开展了大量的市场教育。
记者：随着气候和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您曾参与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开发，这其中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呢？
理查德·桑德尔：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担任一家瑞士共同基金的董事，当时我们研究了一种新型指数，这种指数所基于的理念是“选择同类中最好的”。那时候，可持续性指数不包括石油、天然气、采矿和其他被人们认为对环境有害的行业。尽管处于所谓的“肮脏”行业，但仍有一些公司在进行创新，并在环境表现方面不断进步，市场需要从股价中反映这一点。我们与道琼斯公司合作，在1999年推出了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一时间我们独领风骚，推动了环境、可持续性和治理领域的一系列其他创新。这对碳市场和CCX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为企业信息披露标准的一个内容是，它们是否参与了自愿性/强制性的排放交易计划。而作为排放交易计划的参与者，公司必须真正了解自己的排放情况，做好数据跟踪，并积极参与风险管理实践。这是一种披露机制，它使投资者能够正确地了解一家公司在应对气候风险方面的进展，以及气候风险对公司当前和未来业绩的影响。这是中国企业应该意识到的一个重要趋势。
中国资本市场越来越国际化，中国企业在境外市场的活动也越来越多，通过参与排放市场，它们可以成为环境事业领军者，并获得收益，进而会对其股票表现产生积极的影响——这是因为机构投资者比以前更重视全球环境、可持续性和治理领域问题。
记者：除了碳市场，人类面临的水资源领域的问题也可以利用金融创新和市场机制解决吗？
理查德·桑德尔：2010年，我们出售了CCX，之后水资源交易市场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下一个方向。我们为新墨西哥州和美国五大湖的水资源量问题做过咨询工作，也参与过美国东部切萨皮克湾水质问题的讨论。我们还建议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建立一个水资源市场，因为水资源短缺将在未来几年成为该省最大的挑战。尽管我们之后将注意力转向了Libor基准利率替代方案的研究，但仍在参与水资源市场。
我们认为，中国在这方面也有巨大的机会。由于国土面积大，中国也面临着水质问题和水资源紧缺问题。同样，金融创新理论以及环境市场发展经验能对解决水的问题有所裨益。30年前，许多人认为，考虑到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性，以及环境监测和核查的难度，空气的总量控制与交易机制永远不会起作用。现在我们在欧洲、美国看到了成功的项目，很快在中国也会看到。靠着我们的“干中学”，加上技术进步，这些问题变得不那么令人生畏了。水的问题也是如此。有组织的市场正在开始形成，标准化、监测和核查的问题将变得更加易于解决。
其他的一些由市场失灵导致的社会经济问题也可以用市场的办法来解决。正如科斯教授告诉我们的，清晰明确的产权以及交易成本的最小化是解决问题的法宝。总体上，我对所有这些环境商品市场感到非常有信心，也相信中国可以发挥非常关键的作用。
记者：深耕环境商品市场机制设计领域三十多年，您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理查德·桑德尔：第一，市场的设计必须简单明了、直截了当。这意味着市场必须具有相对的成本效益，即市场主体从交易中获得的收益必须明显超过建立市场的成本。成功市场的发展通常遵循一个过程——“认识到挑战—推出试点交易计划—交易所的正规化、专业化—组织期货和场外交易市场”。
第二，不要把市场基本有效和尽善尽美对立起来。你不可能在第一次就把每件事情都做好。飞机经过多次迭代发展才有如今的技术水平。我们不可能第一次跨越大西洋飞行就使用波音777。正因如此，自愿性计划和试点工作是培育市场的重要因素。只有通过测试各种机制、环节，我们才能获得足够的数据和经验来辅助我们的政策讨论和决策。此外，通过尝试，可以鼓励潜在的市场参与者在“干中学”，有助于积累市场发展所需的专业化人力资本。但是人们应意识到，起步简单并不意味着容易。市场机制的建立是一项艰苦的工作，需要时间沉淀。市场参与者的教育至关重要，而市场细节的打磨更是需要持续推进。
第三，“价格是一切”。价格信号至关重要，因为它可以改变市场主体行为。价格信号还为技术改进指明了方向，并激发了创新。在环境商品市场中，一个普遍的误解是，“碳价格越低，碳减排计划越不成功”。但请记住，我们的目标是解决环境问题、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高昂的价格并不表明问题已经解决。因此，政策制定者必须警惕自己的这个冲动，不应过度纠结价格。
第四，一个有缺陷的市场架构设计将妨害任何交易机制的顺利运行。这就是为什么健全的监测、报告、核查和数据披露体系是如此的重要。如果环境商品交易的现货市场不稳健、透明，市场就难以快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