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减排涉及处罚和奖励，如果没有公正有效的能源审计，就无法进行公正有效的处罚和奖励，将直接影响节能减排的效果。例如，建筑节能是城市化进程中一个重要的节能机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房地产商为节约投资，可能不会遵守已有的建筑节能标准，能源审计是有效监管的基础。因此，节能产业的发展需要严格的能源审计。
发达国家逐步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能源审计制度和方法。总结起来，其中政府主导推动能源审计是一个普遍做法。比如，日本委托节能中心对企业进行能源审计；荷兰政府对一些企业提供免费能源审计；20世纪70年代英国政府补贴了大约5000万英镑的资金来进行能源审计调查，占能源部总费用的一半，当时英国9万多个企业，就有5万多个企业接受能源审计调查，费用全部由政府承担。
中国能源审计起步也不迟。上世纪80年代，原国家经委就曾进行企业能源审计的课题研究，在全国14个省市11个部门40多个企业做过试点。亚太经社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欧盟、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也多次在中国举办能源审计培训或试点工作，支持中国开展企业能源审计推广工作。
这些国际合作为寻求适合中国市场经济特点的能源审计，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和教训，是政府推动节能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收到了效果。但是，之后的节能审计中政府主导的作用相对淡化。一些地方政府做得比较好，如河南省出台了《企业能源审计方法》，使该省的能源审计初步有了工作依据和可操作性。但是，除了一些省份，全国没有普遍开展这项工作。与节能减排相比，目前政府对能源审计的重视不够，但是，能源审计是保障节能减排效果的一个重要环节。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研究说明，目前中国的能源审计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强制性和权威性。
首先，经济转型中的主要问题是能源补贴，当能源价格相对低廉，不反映稀缺和环境成本，对一些企业的成本影响不大，或者企业本身节能观念不强，能源审计就是一种负担；对于一些能源效率低的企业，又没有节能的动力，审计就是在给自己找麻烦；如果审计还要收费，那就更难了。因此，这个阶段企业对能源审计不自觉，能源审计就需要有强制性。但是，能源审计中政府的主导作用相对淡化，使得能源审计不具备强制性。
其次，能源审计机构没有法律定位和权威，使得审计不具备权威。没有强制性和权威性，能源审计收费标准就很低。由于对能源审计没有具体的法律、法规及相关实施细则，各项审计监测标准还不健全，审计人员资格的国家严格认证缺失(如财务审计资格)，审计人员的业务素质较差，审计工作不规范，审计质量差。低审计收费标准进一步造成低审计人员的素质和低审计质量。
再次，作为节能减排的重要环节，能源审计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得到政府或基金的资助，但目前中国的能源审计受政府支持不多，能源审计的教材、规程、标准等技术书籍缺乏。
经验说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都应该是能源审计的主导。除了主导作用，政府还可以结合各方力量，促进能源审计信息共享。节能需要能源计量、统计、审计等多方面的基础工作，不同部门的分工既存在联系，也有侧重。但是，事实上中国目前除了缺乏专业的能源审计人才，能源统计力量也相当薄弱。
总结起来，政府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首先，政府需要使能源审计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能源审计需要像财务审计那样，有专门的人才培养基地、资格标准考试和认证，以及相应的管理机构。比如说，政府可以考虑成立国家能源审计局。此外，政府应在资金上对能源审计给予扶持。
其次，政府需要加强能源审计的强制性和权威性。政府可以以能源审计为中心，进一步完善整体节能业绩考核体系。国家发改委已明确提出，将能耗指标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和年度考核体系，其关键点是作为地方政府领导干部，国有大中型企业负责人的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严格有效的能源审计，除了用来根据基准找差距、提出节能降耗方案之外，关键是可以提供地方政府和企业领导人的客观考核依据。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经济增长指标可能比能耗指标重要；对于企业来说，产品产量、销量和利润指标都很重要；因此，能耗高低是否重要，能源审计是否重要，主要看政府提供的动力。将经过严格审计的能耗指标纳入对地方政府领导干部和国有大中型企业负责人的业绩考核，就是政府可以提供的动力。
最后，完整的能源管理体系是有效能源审计的基础，而能源审计是有效能源管理的重要手段。能源审计的首要任务就是分析企业能源管理、包括用能概况及能源流程。能源审计其实是对企业能源管理水平的量化考核。长期以来，中国能源价格不能反映资源稀缺和环境成本，使得许多企业在能源管理方面非常薄弱，粗放式的耗能比较普遍。如果企业能源管理的基础工作不扎实，加上能源审计的种种问题，可能使能源审计弄虚作假，流于形式,无法真正把握节能减排的效果。因此，政府应督促企业建立比较完整的能源管理体系。对重点耗能企业，必须强化基础能源管理工作，完善能源消耗计量、统计制度，建立健全原始记录。能源审计还可以将计量、统计和节能机构的力量相结合，实现信息共享，通过各方加强协调，制定相应的能源数据规范。 (林伯强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