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就在潘基文抵达北京的当天，一个与全球气候变化相关的高层论坛23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论坛的嘉宾，既有国家发改委官员，又有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有关方面的负责人，还有来自一些非政府组织的代表，而他们对话的对象，则是中国媒体。
这个论坛的名称是“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发展媒体高层论坛——2009气候变化中国声音”。为什么会专门为中国媒体组织这样一场对话？论坛上，各方到底发出了怎样的声音？中国之声联系记者孙莹了解详细情况。
为什么全球气候变暖话题近来如此高频率地出现在各个重大国际高峰会议，中科院院士、原中国气象局局长秦大河，作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在讲解气候变化最新科学进展之前，进行了简短的回答。气候变化这个本来纯属自然科学的问题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博弈的永恒棋局。秦大河说：“由于这一项工作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所以它和经济、社会、国家安全、外交联系起来，所以说气候变化科学是一个从自然科学到经济社会到社会国家安全的一个科学链条。”
一些国际机构认为，中国的排放总量已居全球首位。为此，中国承担着巨大的减排压力。实际上中国已经在新能源开发、节能、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植树造林上做出了令人瞩目的努力和成绩。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举例说，“十一五”期间制定和正在实施过程中的国家节能减排目标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大举措。如果GDP年均发展速度按照9.5%计算，实现20%节能目标，中国可能在此期间减少16亿吨CO2的排放。这是目前国际上所有减排计划中贡献最大的一个国家目标。
那么中国的一贯立场是什么？苏伟说：“一个是要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来应对气候变化，这个气候变化说到底还是由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因为消除贫困、发展经济也是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当然要尽可能采取最积极的措施来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第二项原则就是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他们应该对气候变化承担更多的责任。”苏伟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谈判桌上，始终要强调两点解决问题的关键。他说：“一方面要大幅度减少自身的温室气体排放，另一方面就要向气候变化的受害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转让技术，加强能力建设，使这些发展中国家能够有效地的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当然，这个问题既然是共同的，发展中国家也不可能置身事外，也要在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的过程中，在实现发展目标的同时，积极地采取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这也是我们一贯的立场。”
但是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一样也没做。要求发达国家每年给予发展中国家1450亿到1600亿欧元的资金支持，没有一点进展；技术转让也没有看到明确的技术清单。在向发展中国家不断施加压力、力推“碳交易”规则的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到底做了什么努力呢？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说：“首先是美国，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它的法案，如果我们把它折算成1990年的水平，它只能在1990年的水平减少百分之四，请记住，2020年，那么《京都议定书》上要求它达到多少？在2012年7%。所以它连《京都议定书》还不如。日本按照《京都议定书》，2020年它只减少2%。它原来要求6%。包括欧盟，原来它也要发挥领导者的作用，看样子他现在也要往后撤，当然这是一种谈判策略，但是不管怎么样，发达国家在这种问题上的做法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极大地不满，也引起了全球的NGO对这个问题极大的愤慨。”
在致力于低碳乡村建设的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任廖晓义的心里，中国不应该被他人的言论左右脚步，他说：“我们要用东方智慧来缓解气候变化，如果我们仅仅是跟着美国那边走，靠技术靠投资。我们走不过，我们会上他们的圈套，那么我们怎么走？走一套中国自己的路。”
那么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危机中，中国应该走怎样的路？杨富强表示，按照发达国家的逻辑，中国会走他们的老路，中国会像他们一样去掠夺资源，但实际上，中国已经在探索自己的道路。杨富强说：“除了一些强制性的政策以外，我们还有很多激励性的政策可供选择，资源税、环境治理税、能源税还有碳税，我们认为这都是很好的办法。我们要加速我们关键技术的开发；第二，资金要求，金融危机下，中国对绿色投资的比份，在全世界是比较大的。我们希望4万亿能使我们的经济走上更低消耗的绿色道路，那么我们应该建立自己的碳市场来筹集我们的资金。”
在昨天的论坛上，中国能源网首席执行官韩晓平代表媒体与各路专家对话，人们突然意识到，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中国媒体应该发出更多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