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凤凰网《中国和谐经济三人谈》邀请前联合国副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先生、51GIVE网站创始人吴雅凝女士和证券日报副总编辑董少鹏，就中国目前的能源政策、中国循环经济 模式、解决气候变暖问题国际公约的作用、企业责任和公民责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发达国家应把环保科技和资金
提供给发展中国家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真正地独自解决全球变暖的问题，所以各个国家需要合作。但是在合作的过程中，每一个国家的责任不同。中国和所有其他国家都不能独自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合作。”前联合国副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先生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最重要的是强调合作，但他认为发达国家应负更多责任。
“发达国家不仅制造了现在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同样也制造了气候变化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起因都是发达国家太过于依赖工业化。”
“一些工业化国家在历史上把他们以前发展的技术推广给了全世界，制造了这种后遗症，他们应该在防止气候变化上作出更主要的责任，他们应该把科技和资金提供给发展中国家。”
董少鹏在讨论中表示，“现在探讨解决全球气候变暖这个问题，各方的责任是一方面，应该说在国际谈判当中，发达国家也意识到自己在历史上积累了一些问题。看责任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讨论怎样共同合作更为重要。”
“最好的技术应该由人类共同享用，相应的资金也应该由发达国家来提供，”莫里斯·斯特朗说。董少鹏提出，“从八十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将许多工业品的生产基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转移的过程中把碳排放也转移过来，在继续下来的转移中要不要形成新的国际监督？如何加强相应的商业化的运作，在转移碳排放的时候，要求将环保资金、技术等“配套”转移过来？”
吴雅凝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为改变气候变暖问题出力。政界要达成共识，就是每个国家应该就相应的环保指标、种种的技术转移；银行界可以讨论怎么在环保领域里增加他们的贷款或者是利息优惠，更加促进企业的发展。
对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所作出的努力，莫里斯·斯特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莫里斯·斯特朗说，中国是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近年来，中国一直都致力于与气候变化做斗争，中国的领导人也意识到气候变化对中国未来的影响会非常大。中国不是引起气候变化的主要责任人，但是中国在这方面起到的作用是非常重大的。确实中国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中国要借鉴国际经验和模式
开创自己的模式
解决气候变暖问题，中国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董少鹏认为，一方面我们要借鉴国际上新经济的经验和模式，另外也要开创自己的模式。与此同时，中国在解决全球气候变暖过程中，怎么加强与国际上的互动，怎么协调解决这些问题更为迫切。因为问题已经发生了，追究责任不是主要目的。要着力的是在目前这样的局面下怎么通过中国的参与，加强与全球其他国家的合作，合力把问题解决得更好。
莫里斯·斯特朗认为，其实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安全问题，它影响到了人们的生存。有的国家会在军事上付出很多的资金来解决安全问题，但是气候变化同样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支持军事的钱转移到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上呢？
莫里斯·斯特朗称“青年人将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一群人”，因为他们在成长之后，气候变化会对他们造成很多的影响。所以，他们应该而且也有能力做最多的工作，因为他们没有很传统的观念的束缚。但是，这也并不是说我们这些有经验的人应该停止做一些事情。
比方说中国目前进步得很快，但工业仍不是很有效率，所以在这方面年轻人应该在提高能源效率上作出更多，比如说他们可以引进新的工业模式和工作技术。当然，这也需要国家给予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现在国家应该做的不只是保护一些传统工业，那些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而是应该为新兴产业提供更多的支持。比方在湖南，政府曾经关闭过200多个造纸企业，建立了两三个比较大的造纸企业来提高效率。我觉得这种做法是利于提高能源效率的。
说到普通人，吴雅凝表示，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以做一些事情。比如重新考虑使用一次性筷子的问题。每个人每天用两三双，天天这样，再乘以全国多少个人头，这就相当于好多好多棵树被砍掉。我们可不可以自觉一点，从家里把自己的筷子带出去。这样第一是健康，第二是环保。
作为企业家来讲，我觉得中小型企业需要更多的帮助，这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让有创新理念的创业者可以有一定的保障，使创意产品可以受到法律上的保护。我认为，这不止是政府方面可以解决的问题，其实市场中也已经有这样的方案。现在的问题就是，怎样让青年人更多地参与这样的活动，怎么让中小企业更多地参与这样的活动。如果我们的税收、补助、知识产权等政策都到位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努力，解决碳排放很大的问题。
中国未来在新能源发展上作为
领军人这是世界非常想看到的情况
气候变化不是只会影响我们的未来，它现在已经切切实实地影响到了我们的现在。比如说在中国，大江大河减少了，因为喜马拉雅冰雪融川越来越少，气候变化也影响到了中国的农业情况。莫里斯·斯特朗强调说。
莫里斯·斯特朗认为，像中国领导人常说的，和谐发展是需要被科学领导的。新中国迎来了60周年大庆，在这60年内，中国发展是非常快的，是举世瞩目的。展望未来，中国应该发展一个新的“革命”，这个经济发展模式的“革命”会把中国带向一个更安全、更可持续性发展的阶段，我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够有这个意识来领导这场革命。
董少鹏认为，经济发展模式的“革命”是一种由量变到质变的变化。先是累积，到一定阶段，经济发展模式出现“革命式”的变化。比如说互联网“革命”，使传统经济模式、工业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新的经济模式、新的创意经济，它不是简单地覆盖传统经济，这也是我们讨论和谐经济的一个核心。我想，我们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经济运行模式是可以改变的，新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结合或者对冲，最终形成均衡，在均衡中往前推进。
中国有个词叫“扬弃”，有些继承下来，有些扔掉。随着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的推陈出新，我们可以实现“对能源有克制的使用”这样的目标。
莫里斯·斯特朗说，“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中国有信心，我对中国的领导层很有信心，因为他们知道中国现在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他们知道中国应该要怎么样的发展。所以，作为一个老年人，我很开心作为中国的好朋友，我也相信中国的年轻人能够在中国领导人的带领下带领中国未来的发展。” 譬如新能源，我觉得应该先了解新能源的重要性，在这方面中国的领导人已经很深地意识到了。
斯特朗同时指出，发展新能源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要慢慢开始。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在风能和汽车电池方面做出成绩。但是我们仍要改变现在比较单一的能源消耗模式。我相信中国能在新能源发展上作为未来的领军人，这也是整个世界非常想看到的一种情况。
吴雅凝认为，在对待环保的问题上，如果传统的公司可以通过企业文化建设自我加压的话，就可以不依赖外部施压，实现经济和谐发展。并且由他们带动中国来启动一个新的“革命”——“零碳革命”。
她表示，如果在十年之内中国领先成为一个零碳企业的国家，这不只是给人类更蓝的天、更美的海、更鲜的空气的问题，最主要的是这也会发起一个很有意义的方法来解决就业问题，就是零碳企业。她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
这次活动中，三位嘉宾探讨了新经济模式和传统经济模式要和谐的过渡、相融和交替；也探讨了新的和谐经济的发展观。他们认为，只有“新经济”和“老经济”能够平稳的过渡，推动人类生活方式的变革；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可爱的地球相融合，发展留有余地，才是好的发展观。三位嘉宾也探讨了安全观问题。斯特朗所说的“不是传统的军事投资才是安全问题”颇受赞许，参与讨论的嘉宾认为，发展新的经济模式、青年人有新的发展观和新的经济观，这也是全人类的一种安全观。
适逢建国60年华诞，这次对于经济模式、发展观念创新和“革命”的讨论，也是对新中国60年生日的一份献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