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废气排放的《京都议定书》将于2012年“退休”，全球准备进入“后京都时代”，谁将成为《京都议定书》的接班者成为全球焦点。其中，美国正力推《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并希望能将该法案提升到全球高度。
2009年10月底，美国参议院将对《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进行审议。该法案制定了“碳关税”制度，从2020年开始对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此外，该法案可能还涉及建立一个联合国层面的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
作为应对，中国财政部财科所课题组日前发布《中国开征碳税问题研究》报告，可能考虑在未来5年内开征碳税，并具体提出我国碳税制度的实施框架。
本期嘉宾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 刘小川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林伯强
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孙立坚
上海同济大学金融衍生品研究所所长 刘春彦
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樊 纲
议题一 美碳关税冲击中国出口
如果美国征收60美元/吨碳关税，中国出口总额将下降1.244%，拖累我国GDP下降0.037%
美国碳关税在一定程度上会抵消我国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
林伯强：低端出口受挫
中国作为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开征碳关税一定会对中国出口贸易形成极大冲击。中国出口产品大多为低端产品，低端产品的碳含量相对较高，如果美国对中国采取无区别碳税政策，将肯定影响中国贸易。
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短期来看，由于需要提高效率和增加投入，能源成本的增加对GDP增长可能有负面影响，但长期来看是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
刘小川：GDP、就业恐被累
如果征收30美元/吨碳的关税，将导致我国出口总额下降0.715%。如果碳关税率提高一倍，即60美元/吨碳，自然对我国出口总额的负面影响会相应增加，将下降1.244%。在两种情况下，出口下滑将进一步拖累我国GDP分别下降0.021%和0.037%。
此外，美国征收碳关税对中国产业也有影响，其中玻璃制造业和化肥业下降的比例较大，征收30美元/吨碳的情况下下降3.65%和3.29%，60美元/吨碳的情况下下降6.35%和5.89%。美国碳关税在一定程度上会抵消我国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
除却直接影响产业发展外，美国对华征收碳关税还将对中国就业、劳动报酬以及居民福利造成负面效应。假设各行业之间劳动力要素不能流动，从而形成各行业有差别的失业率水平的情况下，“碳关税”将使能源密集型行业的失业率普遍上升1至2个百分点。
2008年底，我国的失业率为4.2%，据估计，2009年失业率将更高，在高失业率的趋势下，美国的碳关税政策无疑是对我国本不乐观的就业市场落井下石。
孙立坚：“美国标准”威胁大
美国在金融危机后正在为新一轮经济发展布局。美国原本在低碳经济方面落后于欧洲、日本，但是金融危机后，美国对低碳经济的态度转变了，开始积极筹备低碳经济。美国有技术研发的优势，有交易市场优势，美国已经意识到低碳经济是个必然的趋势，如果不转变态度去参与，将会失去上述优势，所以正大步追赶。
除了二氧化碳高排放产业轻型化外，美国也是个很擅长建立新标准的国家。上世纪90年代在电子产品标准制定上，美国曾经击败日本，获得标准制定上的胜利，使得日本NEC标准被美国标准取代，最终导致日本在电子产业的努力付诸东流。
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就是美国制定标准的能力。现在低碳经济大势已定，但是若由美国来制定标准，不接受不符合节能标准的产品进入市场，中国将非常被动。如果中国简单地缴纳碳税，产品成本势必提高，中国将丧失劳动力成本优势，最终导致经济下滑。
此外，中国还面临产业转型的高额成本问题，低碳经济的转型需要付出很大成本。
议题二 中国征碳税为时尚早
中国征收碳税，美国再实行碳关税，就成了双重征税。双重征税是违反WTO协议的。我国率先开征碳税，可以降低美国碳关税议案通过的可能性
现在就加征碳税，中国面临巨大的产业结构转型成本，这个成本谁来支付，如何支付，都是问题。向低碳经济转型要具备消化这类转型成本所需要的个人财富能力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樊纲：中国应“先下手为强”
针对美国可能于10月通过对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的议案的问题，中国应早做准备，通过自己征收碳税来应对这一问题。
针对碳关税，如果我们简单地说“不”是不够的，要有实际的措施来加以应对。如果我们自己征收了碳税，美国再实行碳关税，就成了双重征税。现在WTO已经认定，碳关税是合法的，符合WTO原则；而双重征税是违反WTO协议的。我国率先开征碳税，可以降低美国碳关税议案通过的可能性。
中国自己征碳税，要针对全部产品。碳成本的提高可能导致国内产品价格的提高，对经济增长会造成损失。但是，这有助于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总体增长、就业增长不一定受很大损失。同时，中国还可以借鉴欧洲很多国家的做法，一方面征收碳税，另一方面降低企业所得税和企业支付劳保的费率，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综合成本并没有提高。
刘春彦：复杂情况宁当跟进者
如果美国实行“碳关税”，中国马上在国内实行碳税的做法应当是迫不得已的选择，是下策，是一种消极的做法。我们无须做领头羊，可以做市场的跟进者。
低碳社会是人类为了长远利益进行的选择。可以通过科学技术进入，改变生活和生产方式来实现。但是，通过征收碳税并没有直接真正减少碳排放，只是增加了出口国绝大多数企业对美国的出口成本，因为并非所有的企业都能够降低碳排放。
我国应当利用各种国际机制选择有益于我国的做法，对发达国家有些危害发展中国家的做法要坚决抵制。
在选择推出碳税的时机上，我们要考虑以下问题：一是国际社会碳减排的情况，例如哥本哈根会议以及其后的全球协调行动。
二是美国、欧盟国家开征碳关税的初衷。美国之所以急切通过《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其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寻找新的经济发展道路，利用碳减排道德的制高点，通过美国的技术和资金的优势（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曾经承诺的支持并没有实现），尽可能消除竞争对手的竞争力。
美国当年退出《京都议定书》就足以证明美国并非完全的“排碳派”。美国的原则是，对美国有利的就参加，对美国不利的就退出，全然不顾国际责任。在世贸组织成立的时候，美国已经开始不时挥舞着能源和劳工等大棒。这值得警惕！
三是要考虑国内税制改革情况。例如需要通盘考虑已经施行的燃油税费改革、今后可能进行的资源税改革和开征环境税。
此外，根据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国内征收碳税必须以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的立法为根据，不能仅仅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或国家税务总局的规章，这有利于对外谈判。
孙立坚：低碳转型成本难负担
中国目前经济发展仍然依赖重工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优势，现在就加征碳税，中国面临巨大的产业结构转型成本，这个成本谁来支付，如何支付，都是问题。所以，向低碳经济转型要具备消化这类转型成本所需要的个人财富能力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观察可以发现，当美国和日本的人均年收入开始进入12000美元以上时，人均消耗能源的规模才开始下降。
欧洲相对较早。在人均年收入达到五六千美元以上时，就出现了和美、日一样的人均能源消耗量下降的格局。也就是说，欧洲的社会保障功能较强，政府公共投入力度较大，所以，旧行业释放出来的劳动大军可以通过社会的扶持，解决失业所可能带来的生存问题和为寻找新工作所需要的继续教育以及寻找工作的成本。
没有相当的财富积累，就很难形成自发的市场力量，促使低碳经济发展。即使由政府主导的产业结构转型，也将很难推动，转型成本也会越来越大。中国目前人均年收入在3000美元左右，现在进入低碳经济的条件确实不很充分。
议题三 中国要争碳交易主导权 中国具备把符合低碳经济的“高成本”产品转变为让市场能够普遍接受、形成规模效应的低成本社会消费品的能力，而日本和韩国具有这方面“世界级”的研发和产品制造的技术优势。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将碳排放市场考虑进去，发展一个以亚洲企业为主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刘春彦：低碳经济关键看技术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下列方式都是实现低碳经济的选择。如改变生活方式，提倡低碳生活。这是最重要的。所有的碳排放最终都会归结到每个个体。其次，开发新能源，减少化石燃料（石油、煤炭）的使用，例如太阳能、风能等。再者，改变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努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此外，还可以建立碳交易机制。当然，这是中间环节，不能减少碳排放，只是改变碳排放分布。这些方式中，最为重要的是前三者。而上述所有方式的根本问题仍然是提高科技水平。
国际社会关注的碳交易，仅仅是碳减排的一个工具，甚至可能是美国等发达国家配置金融资源的工具。
林伯强：碳交易机制需长效
全球需要建立一个中长期的碳交易机制，没有这样一个机制，全球碳排放减少很难实现。目前来看，京都议定书协议对大规模减排效果不明显。
局部性的减排努力不能根本解决二氧化碳的排放问题。近年来，二氧化碳排放非但没有下降，反而有加速增长趋势。美国所提议建立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办法是个方向。但是，根本问题是，究竟如何交易，交易定价以什么为基础，是以人均碳排放量为基础，还是以碳排放增量为基础。这关系到交易定价的偏向。根据增量定价，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受影响大，根据人均碳排放量定价，发达国家受影响大。
目前，解决二氧化碳排放问题，比较直接的说法是，既要控制总量，也必须关注增量。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是总量控制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则是增量控制。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谁都说服不了对方。
就国内而言，国内征收碳税有意义，但需要配合许多配套改革，比如能源价格改革，因为所有的税率都应反映在能源价格中。所以，目前推行碳税的时机还不成熟。
建立碳排放权交易所方面，在国家没有硬性规定企业实行碳减排的情况下，规模会很有限，较难发展。
中国目前能做的事情是节能，鼓励企业减排；发展清洁能源；在政策上引导人们采取少耗能的生活方式；制定产业长远规划等。
孙立坚：亚洲国家共抓主导权
中国发展低碳经济要解决巨大的转型成本。
首先可以借助外力，比如在引进FDI时，更多的引入低碳企业，让外资企业承担一部分中国转型的费用，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转型带来的就业问题。
此外，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可以将碳排放市场考虑进去，可以发展起一个以亚洲企业为主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一方面，我们有庞大的企业资源，另一方面，也不会丧失定价权，还能赢得市场优势。
低碳经济对中国既是挑战也是机会，这取决于亚洲国家能否抓住亚洲主导权。
中国具备把符合低碳经济的“高成本”产品转变为让市场能够普遍接受、形成规模效应的低成本社会消费品的能力，而日本和韩国具有这方面“世界级”的研发和产品制造的技术优势，如果不能够把上述各自的比较优势整合起来而靠自己目前的力量去与欧美比拼，结果还是有可能回到这场危机前的“被动”经济发展的“失衡”格局。
只要亚洲国家开诚布公地进行合作，中国就能够克服转型所带来的巨大成本，同时也能在低碳经济社会中分享到更多的财富效应，于是，这种财富效应在健全的制度体系和政策体系的安排下，一定能够带来全社会整体的实际购买力的提高，而不是贫富两极分化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