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韩文科
以下是嘉宾发言全文：
我感觉2009年特别是风能、太阳能为主体的可再生能源表现出来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具备全球化发展的基础，而且这种基础大家越来越看的很清楚。简单来讲就是全球化。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现在看到可再生能源赋予了很多的期待。好多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把发展新能源作为应对金融危机投资的热点，都不想搞过于传统的东西，也不想在这个传统能源领域里面下最大的功夫。大家都愿意在新能源领域做一些事儿。各国的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方案放在重点。
现在全球气候变化面临着哥本哈根峰会。所以新能源都突出出来，许多国家一直没有很大的重视，这一年花费很大的功夫，拿出很大的精力做规划。它已经变成一个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实实在在的措施。
第三它具备了发展的基础。好多国家这一年发展很快，08年、09年发展很快，当然技术进步很快，变化很快，期待很多。
所以我的观察就是新能源已经在2009年充分显示出了它具备的全球化发展的基础，有共识，有科技基础，有政府政策推动的基础，也有市场的基础，所以它今后是一个全球化发展的态势。当然这个态势在各个国家的阶段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国家可能遇到一些波折的，当然不是最主要的东西，我们已经看到了。
我们参加哥本哈根谈判的历程上一周国务院已经发布了。我们制定了国家应对气候危机的方案，从国家方案到最后谈判的过程中，中国一直在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那么我们可再生能源法，国家又根据法律的要求制定了规划和目标。胡主席在联合国也宣布了这个目标，当然这个目标是一个总体的目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几年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主要是根据我们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要实现能源的可持续发展，这是最主要的因素。当然应对计划变化也是一个主要的内容。这两个是重叠在一起的。从这里来看，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完了以后，不会产生突飞的发展。因为我们可再生能源的政策是一贯的，就是这样往前推动的，所以来讲是一个平稳的过程。但是大家感觉有一些变化，因为可再生能源行业。各个国家把它当一个赛车台一样，在那里竞争，因为全球化的规模在不断发生变化，投资的机会很多。所以产生了很多变化，这样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国家的产业政策，国家的政策处于一个调整的过程。还有一些政策还没有出台，处于一个完善的过程。所以在座的可能会感觉到有很多的变化，有的会感觉到政策的宽、或者松，这是一个感受。
但是大的趋势来讲，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可以使这个政策更加务实，这个目标是2020年要达到15%。这个可核查，可计算都是大家看得见的。过去大家不知道可再生能源怎么样一步步发展，但是今后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这个方向是既定的。
因为CDM管理中心在我们研究所。那么CDM有一些特殊性。第一是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发达国家承担了京都议定书的减排任务，在发展中国家买这个减排量。现在面临着要谈判，要延续京都议定书的谈判。所以首先的买主，发达国家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谈判上，而且很多国家没有完成京都议定书的减排任务，现在又不想完成。所以买方没有那么积极，所以不当回事了。这是第一。
第二，作为发展中国家，大量的CDM是我们贡献出来的。但是现在我们也要参与谈判。
虽然我们的立场是自愿承担减排责任，但是这种情况下，CDM发展当然国家有所控制，这应该是能理解的，所有的国家都是这样。
第三，CDM是一个辅助的手段。京都议定书也罢，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到这次哥本哈根谈判，最重要的要形成的是切切实实减排，不是买卖，买卖只是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转移资金和技术，同时也是互相地形成一个辅助的市场。但是这次在哥本哈根谈判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发达国家要承诺给发展中国家要拿出来技术的援助，现在正在凑这个钱，所以有了这个技术援助，过去CDM承担的任务要减弱。所以CDM是一个辅助手段，各种排放的贸易是一个辅助的手段。挽救地球要靠各个国家实实在在无条件的减排，不是买来买去。所以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这种机制实践证明还是比较好的，可能今后主要在最发达国家和最不发展中国家，可能这些国家会多一些。
我们中国是什么样，我不好预计，但是这种业务会开展下去。我简单来说，我的感觉来说，我是2009年用了大量的精力从事中美清洁能源合作，所以我对美国的比较了解，对美国的政策比较了解。从我的观察来看，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应该算是在世界上比较好了，比较配套的。从它的前瞻性来讲，我也接触了很多的美国企业家，他们也在抱怨政策在打架。各个国家尤其是标榜民主国家的，政策打架也是必然。英国过去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实行大部置，就是因为政府各个部门在打架。但是又要进行民主，所以我们中国政府在这一届政府提出要往大部置改，大部置就是决策更加民主化，更多的责任结合起来。所以能源涉及到国家发改委、能源局、财政部、科技部、环保部、农业部等等，大家看到的可能涉及到地方政府的关系，很多部门可能意见比较大，可能出台政策的时候比较仓促，可能要的比较急，可能出台政策出现一些摩擦，都是一些发展中的问题。中国制定可再生能源政策，由中央和国家的最高决策机关在那里执行。今年我在10月30号给全国人大做过一个报告，因为全国人大修改可再生能源法，那么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没有讨论清楚。黄鸣先生很清楚，他参加了很多讨论。把大家关注的很多东西要反映进去，要进行更多的完善。这个法很快会修出来。那么全国人大是替人民当家做主的，是最高的权力机关，但是现在各个政策，跟我们开会一样，各个企业家都是很优秀的，但是大家看到的都是自己范围以内的事情，所以就会有一些观点上的交锋，这样政策会有一些交锋，但是不影响大局，总的来讲这些政策会协调好。现在我们认为已经找到了途经，第一是可再生能源政策由中央和最高权力机关来决定大的方向。同时各个部门在国务院能源领导委员会的领导下，按照部门的分工，实施政策。比如说财政部，把财政补贴的政策、税收的政策完善起来。国家能源局制定国家的能源产业政策，发展规划，按照人大的要求。住房建设部要制定黄鸣先生提出的屋顶推广计划等等。这些计划要大规模推广。这些政策会逐步完善，我想是一个过程。但是这个政策要推广起来，还是比较难的。刚才大家讨论这个问题，所谓的商务派，就是完全比较依靠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