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虽在危机重创后跨出了复苏的第一步，但要避免经济陷入疲软复苏的恶性循环，并恢复财政可持续性以支撑美元中长期走强，就必须找到维持后劲所需的长期经济增长点。

　　随着金融系统的逐步稳定，美国经济显现出企稳向好趋势，但主要靠净出口和政府的财政刺激政策拉动，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对GDP仍为负贡献。对于人口红利已消失、危机后自然失业率上升、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美国而言，眼下有高债务、高利息支出、社会保险金和医疗担保这四座财政支出大山，未来有人口结构日趋老化、社保医疗运作成本上升的预算隐忧，在复苏未稳之际不宜也难以加税，医疗体制改革方案达成共识又需时日。凡此种种，令美国十分有必要寻求其他办法来维系美元的主导地位，而低碳革命在刺激投资、带动出口、创造就业、拉动经济增长、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令美国摆脱石油依赖上颇值得期待，因此可能成为美元的救命稻草，对美元中长期走势构成有力支撑，美国的国际地位亦可获得巩固。

 　 低碳革命是继全球IT革命之后，既适应人类历史发展趋势，又已拥有足够技术储备和产业基础，能够创造出巨大投资机会和就业机会，可能迅速发展壮大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最近20年气候变化、空气污染以及能源安全等问题令可再生能源(绿色清洁能源)蓬勃发展，而提高传统能源的使用效率(节能)、用更环保的方法和技术使用传统能源(减排)，也成为低碳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气候变化正在改变竞争规则：以最清洁、最有效的方式为其经济发展提供动力的国家将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优势，对于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碳排放国而言意义重大。

　　奥巴马主打“绿色新政”牌

　　奥巴马上任之后不仅在美国国内积极推动气候立法，令众议院通过了《清洁能源安全法案》(ACES)，更热衷于绿色外交、四处打清洁能源合作牌。这与布什政府对《京都议定书》一直持不合作、不作为态度截然相反。

　　布什在其任期内一直拒绝签署旨在控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令国际社会倍感失望。相比之下，早在竞选期间，奥巴马就提出了实现气候保护与经济发展双丰收的诸多设想，认为到2050年美国应减少80%的温室气体排放，并建立1500亿美元的“清洁能源研发基金”，希望借此创造500万个“绿领”就业机会。在能源结构调整方面，奥巴马也具体提出到2012年将目前占美国电(600795,股吧)力8%的可再生能源比例提高到10%，到2025年提高到25%。

　　奥巴马当选后，以“绿色经济复兴计划”作为首要任务，提出要尽快确立美国在新能源竞赛中的领先地位，要成为清洁能源出口大国。在其推动下，众议院6月26日以219票对212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美国历史上首个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法案——《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简称“ACES”)，赞成票主要来自其所属的民主党。奥巴马更呼吁参议院通过ACES，以创造就业、减少石油倚赖、并为主导低碳游戏规则作战略部署。

　　奥巴马政府更热衷于绿色外交，四处打清洁能源合作牌，而其主要目的在于发掘发展中国家巨大的清洁能源市场：7月初在G8峰会上力促关于气候变化的声明、确立将全球温室气体减半的长期减排目标；7月中安排美国商务部和能源部两位部长同时访华，推进中美清洁能源技术领域合作；7月底又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以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合作为核心议题。

　　发展中国家新能源市场潜力巨大。以中国为例，根据“十一五计划”的要求，到2010年中国的能源使用效率将在2005年的基础上提高20%。按照2008年中国国民经济统计数字计算，中国的能效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将减少3.3亿吨标准煤的能源消耗。对其中蕴含的新能源商机，美国企业觊觎已久。美国通用电气早在2005年就推出了“绿色畅想”计划，预备在未来四年间投资数十亿美元，向市场全力推广其新型环保技术。目前其环保技术销售额已由2005年的100亿美元上升至250亿美元。

　　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低碳技术(包括对外合作和转让)，能为美国经济复苏和中长期增长注入新的动力。对此，美国商务部部长骆家辉在今年7月中访华期间曾表示，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格局是不能持续的，“在未来的数月以至数年，奥巴马总统将寻找修复平衡的方式，”而扩大环保技术的出口就是修复平衡的重要方式之一 ——“中美双方在清洁能源领域还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将成为美国绿色科技企业的巨大机会。”

　　美国政府态度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转变，彰显美国发展新能源、推动经济转型的迫切需要和新一届政府主导后京都时代的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框架。

　　绿色救市风兴起，国际减排博弈中

　　除美国之外，欧盟、英国、日本、韩国等多国政府都已将“低碳革命”作为最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来扶持，以期在未来一轮经济增长中抢占一个有利位置。

　　欧盟制定了一项发展“环保型经济”的中期规划，计划在2009年至2013年的五年间筹措1050亿欧元，全力打造具有国际水平和全球竞争力的“绿色产业”，并以此作为欧盟产业调整及刺激经济复苏的重要支撑点，实现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两大目标，为欧盟在环保经济领域长期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奠定了基础。

　　英国财政部于今年4月提交的年度预算案中提出了“绿色产业振兴计划”，计划通过发展和普及电动车，在未来五年内为英国人提供40万个绿色就业机会。英国政府还出台了绿色商务车采购方案，推动低排放汽车在公共部门示范使用；还考虑对购买清洁能源车的车主给予2000英镑的补贴。除汽车产业外，英国还将允许建造更多风力农场，以实现在2020年令再生能源占能源总产量15%的目标。

　　日本政府今年4月出台了名为“经济危机对策”的新经济(310358,基金吧)刺激计划，重点就是主攻太阳能产业，以低碳革命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将向住宅和办公场合设置太阳能光板提供补贴，对购买环保型汽车提供每辆10万日元的援助，并对购买节能家电者按购买价的5%返还现金。透过该计划，日本预计2009年度GDP将增长2%，并创造出40万?50万个就业机会。为此2009年度补充预算案的财政支出将达15.4万亿日元(约合1万亿元人民币)，项目规模达56.8万亿日元，均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韩国自李明博政府上台后，绿色增长就是其发展经济的一个着重点，金融危机发生后，绿色经济更成为其救命稻草。今年年初韩国将36个建设、能源、环境改善项目命名为“绿色新政”，计划从2009年到2012年注入50万亿韩元，创造96万个就业机会。此外，韩国政府不断在海外寻求合作，目前已与新西兰、印尼等国达成绿色合作协议，与英国和泰国的绿色合作也在商谈中。

　　目前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在减排目标上仍存在重大分歧，特别是发达国家尚未明确中期减排目标，亦没向发展中国家承诺提供资金及无偿低排放技术。

　　ACES包含贸易制裁条款，引起发展中国家强烈反对。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公开批评ACES的贸易制裁条款“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复苏，损人也不利己”，申明中方坚决反对利用应对气候变化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并强调不管是在谈判进程中还是论坛上，所有成员国都应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包括发达国家应明确做出继续率先减排的承诺，并在技术、资金、能源建设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支持。

　　发达国家在今年7月初G8峰会上提出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遭到发展中国家的强烈质疑。发达国家一方面在减排责任和资金技术支持上态度含糊，另一方面却对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不断施压，试图使之承担强制性减排目标。针对这种做法，发展中国家在此次G8峰会期间的MEF论坛上亦没有给出确定的实质性减排目标，而是仅达成“全球气温不应较工业化前增长超过2℃”的共识。

　　预计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关于减排问题的核心分歧将会继续出现在2009年12月份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欧盟、美国和中国三强鼎立的国际气候政治格局以及大国之间的复杂博弈，将是决定年底哥本哈根会议成败的关键因素。国际社会也会将注意力和希望放在奥巴马身上，期待美国新一届政府能够进一步做出表率。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将于哥本哈根会议上“挟ACES以令诸侯”，竭力主导低碳革命的游戏规则。

　　美国具有能源技术储备，但欧日有先行优势

　　绿色外交上的决心离不开技术实力的支持。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程度与其在节能、减排和清洁能源开发上低碳技术方面的实力密切相关。欧盟于过去10年中一直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力量，这与其很早就开始投资绿色能源的发展，并在这一领域处于世界前列是分不开的。日本从1973年起就开始推动节能，1979年颁布了《节能法》并以直接财政补贴、低息信贷支持、税收减免来鼓励节能，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又鼓励商业/居民节能，使得日本成为全球的节能典范。美国在布什执政的八年间，尽管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极不合作，但对其国内的低碳技术研发仍然投入大量资金，并在碳搜集和储存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奥巴马政府已拨款4亿美元，投资于能够提高能效的、减少进口能源依赖以及温室气体排放的低碳能源技术，以促进其市场化和产业化。

　　从国际产业竞争的格局看，欧洲和日本由于政府和产业界对低碳革命的认识和举措更具前瞻性，二者在低碳技术产业化上具备不可忽视的先行优势，如欧洲拥有全球领先的风电设备商LM、Vestas，日本拥有全球领先的混合动力汽车厂商──丰田和本田。美国汽车行业当时没能认清“绿色就是竞争力”，在环保型汽车已成为全球研发趋势之时，还是一味追求美国式的大排量车型，使得美国三大汽车厂商一度濒临破产和重组。在奥巴马的绿色经济增长路线下，美国汽车行业或将面临重生机会，并将清洁能源的溢出效应渗透到经济的各层面。

　　奥巴马推出史上最严格的汽车燃油效率标准，令汽车制造业向新能源动力系统转型：奥巴马在众议院为ACES投票之前，于5月19日公布了一项关于汽车节能减排的新计划，制定了新的全国统一汽车燃油效率标准——要求从2012年开始，美国汽车制造商必须逐年改善汽车的燃油效率，到2016年，美国小型汽车和轻型卡车每100公里所耗费的汽油量不得超过6.6升，比当前汽车每100公里耗油量减少40%。这意味着美国汽车业将转向开发新能源动力系统，并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美国汽车业将受此推动加速变革。

　　美国汽车三巨头已经纷纷推出电动车上市计划。今年初，在被誉为全球汽车工业研发风向标的北美国际车展上，美国三大汽车厂商——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均以装配插入式电池的电动车为主要展出车型，并不约而同地宣布了各自的电动车上市计划：通用公司雪佛兰电动车将在2010年上市，并将与韩国三星合作生产电池组；福特公司将于2010年推出使用新电池的电动商用厢式车，2011年与麦格纳合作推出新电池轿车；克莱斯勒公司的首款电动车将于2010年面世，另外三款亦将于2013年推出，计划销售50万辆。

　　研发生产包括电动车在内的低碳汽车可能为美国汽车产业带来重生机会。尽管由于作为核心技术的动力电池成本高昂，新能源汽车的生产成本较高，但美国政府自2003年起就对购买电动汽车的车主给予一定的退税额度，而购买重型混合动力车最高可享受1.8万美元的税收抵免；并且对消费者而言，较高的购置价格还会因为减少购买石油燃料而被抵消，因此中长期看汽车制造商向清洁能源电动车转型不会打击市场购买力。反之，如果美国汽车制造商现在仍然不投入研发生产清洁燃料汽车，那么随着欧洲、日本清洁能源汽车产业的成熟，美国汽车行业势必将在清洁能源汽车的市场竞争中再次败下阵来，整个产业将最终失去竞争力。

　　推动低碳汽车的生产，还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溢出效应涉及广泛。压缩动力涡轮和锂电池的生产企业、以及塑料和轻型铝制品等汽车制造材料生产企业将被带动成长。清洁能源的正面溢出效应有望从汽车行业开始，逐步渗透到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产业经营各个层面，有助于奥巴马政府推行其“绿色经济复兴计划”。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IT亮点吸引资金流入的历史看，低碳革命的号角一旦吹响，以美国在低碳经济上雄厚的技术和市场储备，吸引资金从新兴市场流回美国的历史有可能重演，但预计资金流出新兴市场后一去不返的可能性不大——毕竟金融海啸后，美国潜在经济增速已遭重创、新兴市场明显增长较快，而低碳革命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掘美国经济潜能，市场还需要时间来评估和证实。

　　值得警惕的是，低碳革命可能令美联储提早加息，成为新兴资本市场泡沫破裂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