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问题不再是孤立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和减少污染之外，而是复合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成功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先进技术的发展及其市场化
徐治国
“废话，你说的尽是废话。”中央某部委一司长在涂逢祥作完报告后直言不讳，“老涂你说这个干什么，可能吗？”
1998年，中国遭受百年难遇的洪水袭击，涂逢祥这位建筑节能专家意识到这可能与气候变化有关，气候变化应该引起关注。此后涂逢祥作出“全世界要集中力量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论断，但这遭致了上述司长的语出惊人——那时，《京都议定书》签订刚刚才一年之久。
12年后的今天，人类活动对全球变暖所应承担的责任，不再是1995年的“证据清楚”，也不是2001年估计的66%，而应是90%甚至更高。今天人们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更是将气候变化问题上升到了政治高度。
被逼出来的低碳攻略
1997年，日本京都。
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未雨绸缪，制定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国际公约——《京都议定书》。议定书指出，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相较于1990年，各发达国家2008~2012年必须完成的削减目标是欧盟8%、美国7%、日本8%、加拿大8%、东欧各国5%~8%。
2001年，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理由很简单：议定书对美国经济发展带来过重负担，减排经济代价过高。也许是受到美国单方面退出的影响，其他发达国家也不把减排当回事儿。
来自联合国的数据显示，自2000年以来，40个主要工业化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降反升，2005年甚至达到182亿吨，接近1990年187亿吨的历史最高记录。截至2004年，主要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仅减少了3.3%，与预期目标相差甚远，而此时美国的排放量比1990年上升了15.8%。英国政府在过去10年间经济增长了28%，实现了200年来最长的经济增长期，温室气体排放减少了8%。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正在赶超美国。
低碳概念于是成为救命稻草。
低碳经济最早见于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包括油、气、核能和煤炭在内的本土能源供应量下降使英国正从自给自足的能源供应走向主要依靠进口的时代。所以，英国亟须新的能源政策，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体。
著名的《斯特恩报告》成为“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的主要标识：全球以每年GDP1%的投入，可以避免将来每年GDP5%~20%的损失。2007年7月，美国参议院提出“低碳经济法案”，表明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有望成为美国未来的重要战略选择。11月，英国首相布朗声称要努力维持全球温度升高不超过2℃。为此，需要建立低碳排放的全球经济模式，确保未来20年全球22万亿美元的新能源投资，通过能源效率的提高和碳排放量的降低，应对全球变暖。
2007年12月3日，“巴厘岛路线图”的制定为全球进一步迈向低碳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与会各方同意长期合作共同行动，迫使美国重新回到《京都议定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轨道上来。同时强调，发达国家有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的责任。
大国“崛起”
《京都议定书》规定的第一承诺期即将结束，谁都不愿意留下话柄。欧盟委员会11月12日发布一份年度温室气体减排评估报告称，欧盟当初签订《京都议定书》的15个国家将能够按时完成议定书规定的第一承诺期的减排目标。时隔两周，11月25、26日，美中两国在不到24小时内，分别做出减排抉择：美国将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承诺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到2025年减排30%，2030年减排42%，至2050年减排83%。中国也表明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要下降40%~45%。
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碳排放国家，几乎在同一时间做出减排承诺，此举被认为是两国在向全球示好，其最终目的是为各自发展赢得尊重和时机。
而此次中国公布的目标是单位GDP二氧化碳减排，并非总量控制。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周大地指出，作为工业化程度很高的美国，人均排放很高，所以现在必须得从总量上加以控制，否则全球的总量很难降下来；而发展中国家，人均排放很低，而且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之中，总量很难在现在的低水平上下降。所以中国是强度(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控制，美国是总量的控制。
随后韩国、俄罗斯和巴西也都陆续表态以争得主动：韩国力争到2020年在2005年的排放水平上无条件减少4%的温室气体排放；俄罗斯2020年在1990年的排放水平上减少20%~25%的温室气体，这比俄罗斯之前的减排承诺提高了10%~15%；巴西承诺根据2020年的排放情景自愿减排36.1%~38.9%。
欧盟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提倡者，2007年3月，各成员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单方面承诺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至少减少20%。2009年7月，八国集团声明力争实现到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减排50%以上、发达国家至少减排80%的目标。
这些承诺或声明虽然为全球气候谈判带来了一线希望，但并未触及核心问题。中期减排目标问题和资金问题仍然是阻碍全球减排新协议的最大障碍，国际社会对2009年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能否达成新的协议仍充满疑虑。
拷问新技术
除了认识领域发生变化以外，在鲍云樵看来，科技进步也促进了人类对气候变化的重视，“新技术的进步大大增加了减少碳排放的可能性，如节能灯技术、太阳能技术、风能技术等。所以，发达国家不能垄断先进技术，而必须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
美国正努力使自己在未来10年由传统的制造中心转变为绿色技术发展和应用中心。2006年美国通过的气候变化技术项目(CCTP)获资助金额近30亿美元，主要包括6大战略目标：通过能源终端利用和基础设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通过电力、氢燃料、生物燃料和低碳燃料等能源补给减少排放；碳捕获与封存；减少CO2以外的温室气体排放；提高温室气体度量和监控能力；发挥基础科学对技术发展的贡献。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新报告表明， 2008年全球绿色能源发电的投资高达1400亿美元，首次超过利用煤炭和石油发电1100亿美元的投资。这一迹象似乎表明，全球低碳经济发展已进入一个重要分水岭，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世界各国的经济结构和投资、生产和生活方式。
3月9日，欧盟宣布在2013年之前投资1050亿欧元支持欧盟“绿色经济”，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保持欧盟在该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
中国也已成为发展低碳经济的主要践行者。在新增4万亿元人民币投资中，直接用于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资金投入达2100亿元人民币。用于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资金达3700亿元人民币。
现在，涂逢祥感到很高兴，因为“原来在中国的节能技术的推广非常之难，现在好多了，在全国都可以看到”。
但可再生能源、核能、碳捕获与封存等低碳能源供应技术，都由于成本过高、技术不成熟等问题成了低碳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新能源技术虽然面临诸多发展窘境，但是一旦获得突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就会随之趋稳甚至下降。低碳化发展会带动一大批相关行业快速进步，推动整个经济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变。
减排与GDP：
零和还是共赢
《京都议订书》要求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增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然而，这种“声援”是雷声大、雨点小。
据英国《卫报》报道，2001年，欧盟、加拿大、瑞士、挪威和新西兰等国曾在德国波恩承诺从2005~2008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4.1亿美元的援助，但迄今兑现的金额不到1.8亿美元。
但12年中也不乏实际行动，全球碳交易市场年均交易额已达300多亿美元。其中，清洁发展机制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赢的选择。仅在中国，已有900多个相关项目获得批准。许多国家在这12年中建立了双边或多边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机制。亚太经合组织决定建立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网络和能源技术网络。最近，欧盟也开始着手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组建“全球气候变化联盟”，向后者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以应对气候变化。
美国主张通过建立国内“总量控制与与交易许可”(cap-and-trade)机制，用拍卖的方式来分配全部的排放额，再将拍卖所得投入清洁能源的发展。奥巴马政府提出建立1500亿美元的“清洁能源研发基金”，并希望借此创造500万个“绿领”就业机会。
经济增长和减排究竟能否同时实现，依然众说纷纭。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的估计，如在2050年将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控制在445~535ppm，付出的成本约为5.5%的GDP。
英国《打破气候变化僵局：低碳未来的全球协议》报告提供的数据，即便按照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情景预测，到2040年，中国GDP要比现在增长6.9倍，而不减排情况下中国GDP增长7.2倍。这个测算还没有完全计入节能减排和发展低碳经济所能带来的巨大收益。
但国内出现了不一样的声音和结论：以2006年的GDP计算，中国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每年需资金250亿美元；有气候经济学家声称，减少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所需的成本，很可能在20年内升至每年4380亿美元，这一数据相当于中国2030年GDP估值的7.5%。
气候变化问题不再是孤立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和减少污染之外，而是复合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成功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先进技术的发展及其市场化。在中国，气候变暖与碳排放看来就不仅是个能源政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发展道路与发展方式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