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资源品绝对地租和国家宏观经济持续发展预期下，煤炭行业却能经历2006、2007年产能集中释放，仍然保持高位运行。为此，我们给与行业未来“强于大市”投资评级。并重点推介，煤炭品种稀缺、产能释放或资产并购、煤炭一体化深加工企业。 

      气候是影响资源禀赋的重要因素。资源禀赋，是经济决策的约束，也是科学思考的边界，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都需要认真对待的要素。在影响资源禀赋的外在众多因素中，气候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气候变化分析，成为科学发展决策的基础。

      气候变暖的危害成为国际共识；参与并在未来执行《京都议定书》的约定成为崛起的中国自发与自觉的选择。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行动机制的形成始于《京都议定书》。中国参与并在未来执行《京都议定书》的约定，这是民众自发关注的民生需求，是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需要自发承担的责任，也是中国要融入全球经济的国际要求。

      中国经济发展的能源需求与和谐发展的博弈与兼容：需要节能排放。我国经济走向能源依赖重工业化阶段，人均能源消费潜力、低效的能源消费效率、能源特点下的温室气体排放的现况，都需要我们实现节能排放，但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实现节能排放具有极其艰巨性。

      能源效率提高与能源替代，是实现节能排放重要途径。提高能源的转换和利用效率，节约能源是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大力推动能源替代是减排C02的另一类重要措施。这也是与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相一致的。

      效率与替代下的能源政策：推进煤炭资源关停并转和整合，提高煤炭生产规模效率；完善资源行业社会成本，反映资源的社会综合效益；上大压小：提高耗能行业的行业准入，提高单位产出的能耗效益；加强新能源的立法与经济激励。

      应对气候变暖的能源政策趋势下的投资机会：煤炭行业，和谐与意志强化煤炭行业定价权；石化行业，进入历史上最好的盈利周期；电力行业，投资银行创造价值；电力设备行业，“三峡模式”助推行业升级。应对气候变暖的能源政策趋势下的个股投资机会，详见下表。

      前言：气候变化分析成为科学发展决策的基础资源禀赋，是经济决策的约束，也是科学思考的边界，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都需要认真对待要素。影响资源禀赋的外在因素，应该成为我们思考最基本、最底层的因素。在影响资源禀赋的外在众多因素中，气候无疑，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气候变化分析：成为科学发展决策的基础。

      全球气候变暖气候变暖范畴与成因气候是构成地球环境系统的重要因素，适当和稳定的气候是人类在地球环境中产生并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近200年以来，全球气候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却发生了一些非自然的和不正常的变化，这些变化可以统称为气候变化。

      目前，国际社会所讨论的气候变化问题，主要是指温室气体的增加所产生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尤其是指由于人类社会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大量使用煤、石油和天然气等矿物燃料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气体，导致地球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逐渐增高，形成所谓的“二氧化碳罩子”，太阳光可以透入，地球上的热量却不能散发出去，以致地球表面温度逐渐上升，产生气候变暖的现象。由于二氧化碳等气体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机理与“温室”的作用类似，故称之为“温室效应”，二氧化碳等气体则被称为“温室气体”。

      虽然地球表面温度的维持，也离不开温室气体。如果没有温室气体，则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应是-18.0℃，而工业化前很长一段时间全球地面的平均温度实际上是15℃左右。因此，全球气候变暖显然是由于温室气体的浓度显著超出了自然的限度所造成的灾难性现象。如果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继续增加，进一步阻挡地球向宇宙空间发射的长波辐射，为维持辐射平衡，地面必将增温，以增大长波辐射量。地面温度增加后，水汽将增加，冰雪将融化，又使地表进一步增温，即形成正反馈使全球变暖更显著。

全球气候变暖呈现加快趋势

      根据国家气象局牵头下形成的《气候变暖国家评估报告》文献记录，近100年来，我国的温度变化同于北半球，均显示出20世纪40年代和80年代两个增温期，北半球平均温度80年代高于40年代，中国恰好相反。中国气候变化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西部地区近100年来平均气温与东部地区大体一致，但西部的变暖趋势更加明显。

      从各季节的气温变化也存在较大差异，冬、春、秋三季气温上升，而夏季气温下降。其变化幅度分别为1.64℃、1.32℃、0.43℃、-0.16℃。增温最明显的季节是冬季和春季。

      大体上，中国近100年增温幅度为0.5～0.8℃，增温速度为0.05～0.08℃/10a.

      气候变暖的社会经济影响评价气候变化的领域影响我国气候变化影响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水资源、自然环境和海岸线。但这些研究的对象构成经济发展其他另外原始要素。

      初步研究结果表明，气候变化将加剧我国北方的缺水状况。气候变化导致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增加，局部干旱高温危害加重，春季霜冻的危害因变暖发育期提前而加大。观察表明，气候变暖，导致中国六大江河的实测径流量都呈下降趋势，北方河流发生断流；东部物候期提前，亚热带、温带北界北移。中国气候的重要特点是温度变化幅度大于地球上其他纬度地区，使得冬季采暖、夏天制冷用能的问题与同纬度国家相比更加突出。全球气候变暖将加剧未来中国夏季制冷的电力消费的持续增长趋势，对保障电力供应带来更大压力。

      气候变化的地区影响从地区来看，东北地区增温有利于农业生产，但是作物长期冻害减少，潜在生育期延长。但特殊的生态系统，由于气候变暖和人类活动而退化或消失；部分区域的荒漠化和沙化危险性增加，森林生态系统结构会发生变化。华北地区继续缺水，西北地区降水增加但仍缺水。华东地区洪涝风险加大，夏季连年出现过量降水，使汛期长江下游干流潮位持续偏高，加剧洪涝灾害。华中地区增温不明显，但旱涝交替频繁。西南地区山地灾害加重；华南地区受海平面上升影响显著。

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行动机制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行动机制：《京都议定书》温室效应带来气候变暖，作为全球环境问题之首，除了具备普遍性外，还有其特殊性。气候变化给全人类带来的挑战使得人们最终将保护气候列入国际政治议程。

气候保护必然涉及全球范围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及减少对化石燃料的消费。对于化石燃料使用的削减和替代，成本是很高的，这将导致全球范围内利益的再分配，并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利益激烈的冲突。而且，国际气候谈判的博弈其重点是要形成保护全球气候的国际规则、涉及各个国家的长期经济、能源与环境发展空间和相关的权利与责任的确定，事关以确定环境权益为表现形式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发展和作为国际公共物品的全球大气环境资源产权的部分界定与划分，对于国家竞争力有很大的影响。

关于气候谈判所达成的两个关键性文件，分别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一种比较原则性的、“软性”的国际法，而《京都议定书》则是带有约束性条款的、“硬性”的国际法。全球气候问题的国际治理就是具体实施《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京都议定书》的国际气候制度。《京都议定书》虽属“硬性”，明确了发达国家控制二氧化碳等六种主要温室气体的时间表和目标，但对不履行承诺，条约中并无明文规定，也缺乏严厉的惩罚措施，而这却是保证《京都议定书》得以实现的前提。

《京都议定书》，是在《联台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细UNFCCC)》下制定的，UNFCCC自1892年缔约之日起，已经有全球的185个国家的参与，并举行了9次由各缔约国参加的缔约方大会。在1997年12月于日本京都召开的《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终于形成了关于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成文法案。当该大会结束时，此公约已具雏形，并以当届大会举办地京都命名。《京都议定书》被公认为是国际环境外交的里程碑，是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旨在防止全球变暖而耍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条约。

中国是该公约第37个签约国，于1998年5月29日签署。2002年8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向联合国交存了中国政府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的核准书。印度、欧盟和日本也相继批准了《京都议定书》。温室气体排放量(1990年)占世界总量17.4%的俄罗斯，于2004年10月22日批准了《京都议定书》，并于2004年11月18日，向联合国正式递交了《京都议定书》的批准书。美国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曾于1998年11月签署《京都议定书》。但布什政府上台后，在2001年3月，以“降低温室气体量将会影响美国的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降低排放量和限制温室气体的义务”为借口，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数量，要比1990年减少5.2%，发展中国家没有减排义务。对各发达国家来说，从2008年到2012年必须完成的削减目标是：与1990年相比，欧盟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加拿大削减6%,东欧各国削减5%~8%，新西兰、俄罗斯和乌克兰则不必削减，可将排放且稳定在1990年水平上。

议定书同时允许爱尔兰、澳大利亚和娜威的排放级分别比1990年增加10%、8%、1%。

《京都议定书》在对发达国家减排义务做出规定的同时，也规定了非常灵活的履行义务方式。如基于市场的“联合履行”、“清洁发展机制”和“排放交

易机制”，从而为发达国家也提供了回旋余地。“联合履行”允许承担减排义务的国家在成本较低的另一承担减排义务的国家投资旨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项目，并将因此减下来的减排额返还给投资国，冲抵减排义务。不过，“联合履行”只能在承担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之间实施。

“清洁发展机制”，允许发达国家在此名义下与发展中国家“联合履行”。

也就是说，把“联台履行”限制的向发达国家的投资，扩展到发展中国家，以换取减排额度来冲抵本国应负的减排义务。

“排放交易”的意思是，如果一国的排放量低于条约规定的标准，则其剩余的额度可以直接出售给完不成规定义务的国家，以冲抵后者的减排义务。

中国加入《京都议定书》的自发与自觉选择中国对气候变化和《京都议定书》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环境，到政治、到经济的不断深化的过程。

《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基于市场的三机制，尤其是其中鼓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开展项目合作的“清洁发展机制”，可以给中国企业带来价值难以估量的世界最新技术以及看得到的大量资金。2004年6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技部、外交部联合签署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暂行办法》。

在2004年11月，在日本举行的气候与环境变化技术周开幕式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员在开幕演讲中强调，在中国开展CDM项目既不存在行政上的障碍，也不存在技术上的障碍。

专家分析认为，《京都议定书》实施后，钢铁、石化业和以矿物能源为燃料的发电厂将受到很大的影响，其次是人造纤维、水泥和造纸业。目前发达国家在水泥、造纸和人造纤维等的新增投资已明显减少，钢铁和石化的投资也正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由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随着经济的加速发展而急剧升高，预计很快会成为全球气候变暖的众矢之的。这一点，在随着中国更加融入全球经济和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更加突出。

中国经济发展能源需求与和谐发展的博弈与兼容我国经济走向能源依赖重工业化阶段2004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金，以住宅、汽车、家电等消费需求为主的消费升级，对资源消耗增大，依赖性强；而且重工业的比重明显提升，带动了资源消费的增长。无论是消费升级的驱动，还是工业化进程的拉动，我国对资源的需求都已进入持续上升阶段。世界一些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后，汽车、高档电器等高档耐用消费品将逐步走入家庭，消费结构的升级和重化工业的加速发展，人均GDP增长进入能源依赖型阶段，人均能源消费量将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日本在同样的一个阶段1953年~1980年的能源消耗量增长了6.4倍，年平均复合增长7.7%。韩国1977年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人均耗电量627千瓦小时、10年后的1987年为1525千瓦小时，年均复合增长率9.3%；1988年泰国人均达到1000美元时人均能耗618公斤油当量，10年后的1998年人均能耗1112公斤油当量，年均能耗复合增长率6.5%。预计未来十年我国的能耗复合增长率将保持在年均8%左右，鉴于我们较大的能源基数，如2005年原煤产量21亿吨，仅按8%增长率我国的原煤年均增量为1.68亿吨，我国能源长期供应能力依然不容乐观。

能源资源特点与国际比较

我国常规能源探明总资源量约8230亿吨标准煤，探明剩余可采总储量1392亿吨标准煤，约占世界总量的10%。能源剩余可采总储量的构成是：原煤58.8%，原油3.4%，天然气1.3%，水能36.5%。煤炭在能源资源中占绝对优势，为1145亿吨；石油资源累计探明地质储量为227亿吨，剩余可采储量为24.2亿吨；天然气累计探明地质储量3.4万亿立方米，剩余可采储量为1.9万亿立方米。若按目前煤炭、石油、天然气生产能力计算，剩余可采储量的保证程度：煤炭为81年，石油为15年，天然气为30年，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我国能源资源与国际比较有两大特点。其一，能源资源总量少，人均占有量低。我国能源资源总量约为世界的10%，但人均资源量仅为世界的40%。其二，优质资源少，保证程度低。煤炭剩余储量的保证程度是：世界平均为200年以上，我国不足100年。石油剩余储量的保证程度是：世界平均水平为45年，我国不足15年。天然气剩余储量的保证程度是：世界平均水平为61年，我国不足30年。必须指出，能源资源保证程度是以我国目前能源生产量计算的，若按照2020年我国的能源需求预测量估算的话，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资源保证程度，则分别下降到30年、5年和10年。

我国能源供需形势能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人类社会生活必需的物质保证。我国人口众多，但资源相对缺乏，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能源需求将不断增长，我国将面临严峻的能源供应问题。

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国家发改委预测，到202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的总体目标，以分行业、分品种能源需求预测为基本思路，综合运用弹性系数、情景分析等多种预测方法，并参考国内外能源机构和专家学者的科研成果，初步预计，2020年我国能源需求总量约为30亿吨标准煤，需煤炭23亿吨、石油4亿吨左右、天然气2000亿立方米左右。

这是一个在充分考虑了技术进步、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采取多种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努力建设高效、节能型社会的前提下提出的方案。因此，要使能源消费总量不超过这个水平，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预计到2050年，我国能源需求总量可能在60～70亿吨标准煤，满足这样高的能源需求将是我国能源供应的十分艰巨的任务。需要解决能源经济中的诸多问题，必须予以高度重视，未雨绸缪，早做准备，系统研究，认真筹划。

人均能源消费潜力我国人均能源消费水平低。目前，世界人均能源消费量为2.1吨标准煤，其中美国为12.3吨、日本为5.8吨、OECD国家为6.6吨。我国2003年的人均能源消费量为1.29吨，是美国的10%，日本的22%，OECD国家的19%，世界平均水平的61%，能源消费增长潜力巨大。要达到目前世界平均能源消费水平，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将超过30亿吨标准煤，达到OECD国家的消费水平需要85亿吨标准煤。

低效的能源消费效率尽管我国人均能源消费较低，但能源利用技术落后，能源利用效率低。目前，我国总能源效率为32%，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单位GDP能源消耗是美国的3.5倍、欧盟的5.9倍、日本的9.7倍，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

同时，我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工业化、城镇化、小康社会建设都需要能源作为支撑，能源消费总量将不断提高，大力提高效率是降低能源消费总量的重要措施之一。

能源特点下的温室气体排放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国家，目前能源消费构成中煤炭占67%。能源消费过分依赖煤炭，造成了严重的煤烟型环境污染。目前，我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的90%是燃煤造成的，大气中70%的烟尘也是燃煤造成的。

这种大气环境污染不仅造成土壤酸化、粮食减产和植被破坏，而且引发大量呼吸道疾病，直接威胁人民身体健康。

由于能源结构的问题，每增加1吨标准煤的能源消费，我国排放的温室气体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50%。在不远的将来，我国将在排放总量上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则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将进一步突出，我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

节能减排：中国的积极应对节能减排的：经济学基础全球气候变暖应对的代际理论由于全球变暖问题具有大的时间范围，使之成为涉及未来各代人利益的重大问题，我们将这样的问题称为代际问题。从经济学意义上讲，代际问题就是各代人之间如何进行资源配置的问题。这里的“资源”，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资源就是经济学中常用的“稀缺资源”的概念，包括人力资源(或称人力资本)、自然资源与环境、人造资源(或称人造资本)三大类。而狭义的资源专指自然资源与环境。由于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质量的退化具有很大程度的不可逆转和不可替代性，近年来日益成为经济学研究中的热点，对代际问题的研究也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这类问题。

代际问题与代内的人际问题有着相同之处，都是人际效用(或福利)的一种比较和加总，属于福利经济学的范畴。但是代际问题也有不同于代内问题的特殊之处。一是，由于时间的不可逆，使代与代之间产生了顺序。所以，代内社会选择中共同的无名(或无差别)原理对于代际公平的情况难以适用。以前各代人的决策后果，当代人只能被动的接受，而没有“在场”发言的权利；同样，当代人的决策，以后各代也没有参与的权利。这种差别是由时间本身具有的“不可逆性”决定的。二是，代数是不确定的，可以认为很大而没有任何限制。在理论分析中，一般要求所有的代际公平的解决方案对于无穷代都必须是有效的。三是，在连续的代之间存在交错或重叠；存在个体自身的时间偏好和某种形式的利他主义。这使得各代人的效用很难单独分离出来，予以适当加总。四是，每代的决策都要受到前面各代已经作出的决策的影响；同时他的决策也要影响以后的所有各代。

代际与“可持续发展”代际问题不是孤立的问题，它的提出，是“可持续发展”思想提出与发展的必然结果。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最早由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在1987年的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上提出：“可持续发展是这样一种发展，它既能满足当代人的各种需要，又不会使后代人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受到损害。”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和认同，并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在与会各国中达成了共识。可持续发展的这一权威定义，实际上也是对代际问题的高度概括。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人类活动的日益加剧所导致的全球变暖、物种灭绝和全球荒漠化等一系列难以逆转的巨大威胁正向我们迫近。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人类在面对现实，反思过去和展望未来中，深刻认识到：人类要持续地生存甚至更好地发展下去，就不能不为子孙后代着想，对某些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大问题未雨绸缪，尽早采取措施。全球变暖是涉及能源利用、植被保护和大气污染防治的综合性课题。

气候变化的过程缓慢，不太可能对当代人形成致命的威胁，但如果完全置之不理，有可能对后代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因此，通过当代人的努力减缓气候变化，为后代提供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体现着代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从经济学意义上看，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对未来各代人福利的关注，即代际问题。这种关注是在人类对资源和环境施加的压力不断增长的背景下提出的。这些资源和环境为人类提供了可开采的原材料，吸收人类排放的污染物，用具有一定恢复能力的生态系统保护人类，提供美丽的景观等，然而这些对人类有价值的功能正在受到削弱。从核心问题延伸出另一个问题，就是经济系统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可以用其他形式的财富去弥补自然资源的减少，完全替代自然资源所发挥的全部功用，以保证未来各代的福利不会减少。而研究第二个问题的目的也是为了解决核心问题。因此，代际问题是可持续发展最为根本的问题。

节能减排测算原理最早的全球变暖模型代际模型是Nordhaus(1991)提出的，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DICE模型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清华大学在国家发改委研究基础上，研制I/O-INET模型，如图。该模型由投入产出模型和能源系统最优化模型耦合而成。

目标函数是优化区间内居民总效用的贴现总和。居民又分成农村和城市居民两类，以反映他们消费行为的差别和今后的城市化。效用函数的形式设定为一个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功能是对投资与消费、各个部门以及各种技术之间的投资比例进行远期优化，以研究在外生给定的限控目标(减排方案)下，技术革新的方向及其投资成本，以及这些减排技术对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在计算比较了大量的宏观总量减排方案、部门减排方案和碳税方案之后，得出关于减排时间路径的基本结论。

模型的约束条件包括投入-产出平衡约束、自然资源约束、投资约束、外汇平衡和外债约束。每个投入产出部门又按技术发展情况分成多个技术子部门以反映投入要素之间的替代关系。模型还分别考虑了两种主要的温室气体(CO2和CH4)的排放量，可以讨论单独限制其中任一种气体排放造成的影响。

我国的节能减排目标

根据学术研究，由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主要取决于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所以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控制温室气体的净累积排放量而非年排放量。以我国2050年减排30%的CO2净累积排放量为例，最佳的年排放量减排轨迹应该是几乎逐年递增的，认为我国CO2净累积排放量最佳排放轨迹，如下表。当时学术研究认为，在不过度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基础上，最佳减排时机从2000年开始。

传统能源效率提升提高能源的转换和利用效率，节约能源是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也是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相一致的；另一方面，发展节能将可能是一种新的商业机会。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节能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从1978年到1994年的16年内，能源消费弹性为0.49，年节能率高达4.4%，以世界上最高的年节能率水平，维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目前我国钢铁、水泥、化肥、造纸、发电等主要耗能产品的能源单耗，仍比世界发达国家高出30%～100%，风机、锅炉等通用耗能设备的效率，也比世界先进水平低20%～30%，节能尚有潜力。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转变，也将会促进能源的节约和合理利用。但是无论如何，未来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能源消费势必有合理的增长。前述的预测中己考虑了较大力度的节能措施，世界大多数国家在其工业化阶段(人均GDP为400～3500美元)，能源消费弹性一般都比较高，大都大于1.0，即使OECD国家，在80年代经济增长比较缓慢，而且大力推行节能政策的条件下，能源消费弹性仍平均为0.4以上。我国未来的能源消费弹性欲控制在0.4以下，则需大规模的投资和技术引进。无论如何，直到下世纪中叶，我国实现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经济长期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能源消费欲实现零增长或负增长是不现实的。我们得在进行经济分析的基础上考虑尽量的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促进节能工作。

新能源的能源替代大力推动能源替代是减排C02的另一类重要措施。我国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C02排放强度高。在众多的能源替代技术中，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有较大的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尽管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比例可能不会太高，但可再生能源的非电力用途的发展空间是比较大的。这几年我国太阳能热水器产业的发展使得我们对于未来的可再生能源有比较乐观的设想。可再生能源将有较大的可能是一种新的商业机会。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可再生能源的新增的市场主要在发展中国家；第二，我国的有些技术已经处于领先水平，如沼气，小水电和太阳能热水器；第三，发达国家在可再生能源方面还没有形成绝对的技术优势。核能也是有可能成为另一种新的商业机会。在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中，这种技术的发展会遇到很大的障碍，而在我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民众对于局部风险的反映会比较缓和，这使得核能在我国的发展有可能会走与西方国家不同的道路。另外，我国是国际上掌握核能技术较早的国家之一。

效率与替代下的能源政策推进煤炭资源关停并转和整合，提高煤炭生产规模效率以市场运作为主，强化政府推动和政策引导，打破区域界限，发展跨区域企业集团；打破行业界限，发展煤、电、化、路、港为一体的跨行业企业集团；打破所有制界限，发展各类资本参与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集团。把大型煤炭企业集团培育成为优化煤炭工业结构的主体、大型煤炭基地开发建设的主体、平衡国内市场供需关系的主体、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主体，逐步形成若干个由国有资本控股、担负跨省区市煤炭供应的大型煤炭企业集团，提高国家对煤炭资源的控制力和对煤炭市场的调控力，保障煤炭供应安全，促进煤炭工业健康稳定协调发展。根据资源分布特点、企业发展现状、对国民经济的重要程度以及长远发展的要求，煤炭企业战略性重组的重点区域是晋陕蒙宁、华东、东北、西南等地区，要依托大型煤炭基地内外部优势条件，兼并联合区域内中小型煤矿。

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快中小型煤矿的整合改造，实行集约化开发经营。鼓励大型煤炭企业兼并改造中小型煤矿。积极推进中小型煤矿技术改造，规模以上煤矿必须采用壁式开采工艺。继续整顿关闭布局不合理、不符合安全标准、浪费资源和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小型煤矿，坚决取缔违法经营的小型煤矿。瓦斯、水、火等灾害严重的小型煤矿，重点予以整合，难以整合的限期退出。

完善资源行业社会成本，反映资源的社会综合效益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建立煤炭资源税费与动用储量挂钩的机制，加大资源监管力度，提高煤炭资源回收率。制定政策，鼓励采用先进技术，开采建筑物下、铁路下、水体下煤层和极薄煤层。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增加煤田灭火工程投资，加快煤田火区治理，保护煤炭资源和生态环境。

切实落实中央财政对国有重点煤矿增值税定额返还和所得税返还政策。加快煤炭税费制度改革步伐，把煤矿企业税负降到合理水平。完善煤炭成本核算制度，将资源、环境、安全、劳动力、转产发展等费用足额纳入生产成本。推进电煤价格与市场价格并轨。

上大压小：提高耗能行业的行业准入，提高单位产出的能耗效益大力发展60万千瓦及以上超(超)临界机组、大型联合循环机组。采用高效洁净发电技术改造现役火电机组，实施“上大压小”和小机组淘汰退役。

推进热电联产、热电冷联产和热电煤气多联供。在工业热负荷为主的地区，因地制宜建设以热力为主的背压机组；在采暖负荷集中或发展潜力较大的地区，建设30万千瓦等级高效环保热电联产机组；在中小城市建设以循环流化床技术为主的热电煤气三联供，以洁净能源作燃料的分布式热电联产和热电冷联供，将分散式供热燃煤小锅炉改造为集中供热。到2010年，使火电供电标准煤耗由2005年的每千瓦时370克下降到355克，厂用电率由5.9%下降到4.5%；城市集中供热普及率由30%提高到40%，新增供暖热电联产机组超过4000万千瓦，年节能3500万吨标准煤以上，为改善城市空气质量作出贡献。

推进科技进步，鼓励节能环保贯彻落实“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技发展指导方针，建立和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能源科技创新体系。优先发展先进适用技术，提升能源工业技术水平；加强前沿技术研发，为未来能源发展奠定基础。

加强新能源的立法能源保障提升，离不开能源替代。大多数可再生能源发展取得成功的国家的经验表明，通过立法手段，明确可再生能源的法律地位，将发展可再生能源作为全民的义务，是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根本途径。目前世界上已经有50多个国家，以不同的方式，通过立法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强制手段是国外大多数国家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根本法律基础，在多数国家的可再生能源法或其他相关的能源法或电力法中均有体现，但是其法律形式有很大的差别。目前，各国采用的强制手段大体上有三类，一是强制配额制度；二是强制购买制度；三是自愿购买的绿色能源制度。

加强新能源应用的经济激励措施除了强制手段之外，大多数国家还采用了具体的经济激励措施，保障各个方面的利益。具体的激励手段如下：(1)补贴政策。这是我国常见的一种激励手段，国外也屡见不鲜。一般而言，补贴有三种形式：一是投资补贴，即对投资者进行补贴。二是产出补贴，即根据可再生能源设备的产品产量进行补贴。

我国目前还没有这种补贴政策。三是对消费者进行补贴。(2)税收政策。一种是对可再生能源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如减免关税、减免形成固定资产税、减免增值税和所得税等；另一种是对非可再生能源实施强制性税收政策，如碳税政策等。(3)价格政策。由于可再生能源产品成本一般高于常规能源产品，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采取了对可再生能源产品实行价格优惠的政策。理论分析和实践都已证明，价格优惠是一项非常有效的激励措施，只要应用得当，就可以起到促进技术进步和降低成本的作用。(4)低息(贴息)贷款政策。低息(或贴息)贷款可以减轻企业还本期利息的负担，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缺点是政府需要筹集一定的资金以支持贴息或减息的补贴。贷款数量越大，贴息量越大，需要筹集的资金也越多，因此，资金供应状况是影响这一政策持续进行的关键性因素。(5)政府采购政策。此外，政府支持的技术研究和开发活动也属于政府采购的范畴。

应对气候变暖的能源政策趋势下的投资机会煤炭行业：和谐与意志强化煤炭行业定价权..煤炭行业运行：07年1-3月份，高位运行。07年一季度，全国原煤产量5.06亿吨，同比增长5.6%(煤炭协会)；全国商品煤销量4.9亿吨，增长16.9%，增幅同比上升11.7个百分点。煤炭中央企业均价1-3月份累计318.57元/吨，同比增长5.28%；原煤成本累计209元/吨，同比增长7.2%。

煤炭行业供求判断：煤炭行业未来处于供需基本平衡偏紧阶段。考虑到07年、08年、09年约产能2亿、2.4亿、2.5亿吨产能释放。存量产能3.8%技改增长，每年约5000万吨的淘汰产能，按2006年底23.8亿吨产能，07年～09年新增供给2.38亿吨、2.87亿吨、3.08亿吨、增长率分别为10.25%、11.27%、10.82%。根据我们对主要需煤行业的增长情况，尤其是火电增长率的回升，预计煤炭08年～09年实际煤炭需求增长仍将保持在12%～14%左右。

煤炭行业政策：煤炭资源整合稳步推进，节能排放，力度不断加大。在国家的《能源“十一”规划》与《煤炭行业“十一”规划》，强调国有资本对能源，尤其提到煤炭资源控制，煤炭资源整合稳步推进；欧盟通过能源新政策，政策强化“节能减排”义务，这些将约束负责任的中国经济发展的能源依赖。在2006年，我国万元GDP能耗三年来首次出现下降，但却没有实现年初确定的万元GDP能耗降低4%和主要污染物排放减少2%的目标，节能排放未来，力度不断加大。

和谐与意志强化煤炭行业定价权，煤炭行业景气将处在高位运行。在煤炭资源品加大集中的同时，国家希望能够发挥资源品对节能减排的调控作用下，当国家经济进入能源依赖的发展阶段下，煤炭下游需求依然强劲。因此，我们认为和谐与意志能够强化煤炭行业的定价权。

行业投资评级：由于资源品绝对地租和国家宏观经济持续发展预期下，煤炭行业却能经历2006、2007年产能集中释放，仍然保持高位运行。为此，我们给与行业未来“强于大市”投资评级。并重点推介，煤炭品种稀缺、产能释放或资产并购、煤炭一体化深加工企业。

石油行业：进入历史上最好的盈利周期..长期高企的油价和行业景气，使得石油巨头们在2004-2007年期间盈利丰厚，全球因巨额石油收益而产生的资本流动更趋活跃。亚太成为最具活力的投资地区之一。

未来五年，中东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将是全球炼油和石化产能增长最快的地区，亚洲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石化市场。而2007-2010年，全球基础化学品和塑料需求的年增长率将达3.8-4.1%，中东和中国的石化产业将处于旺盛发展期，需求拉动的景气状况仍将维持。

我们判断2007年全球石化行业景气度继续在高位盘整，聚烯烃价格高位波动，成品油消费和大宗化工品市场需求维持高增长，上下游一体化的能源化工公司将进入历史上最好的盈利周期，投资价值明显。

由于财富效应和工业化进程，中国对石油的需求在长期内有加速增长之势，目前中国的石油进口依存度的不断提高，而能源消费结构又相对单一，使得中国因排放问题而导致环境恶化的问题日益严重，倡导清洁能源，减低污染是目前尤为紧迫的问题。

      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石油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倡导“清洁能源”是解决全球变暖的根本途径，按照目前的排放计算，天然气是排放率较低的清洁能源。大力倡导清洁能源消费，积极拓展天然气的开发和利用，是解决气候变暖的一个有效途径。

      电力行业：节能减排有利提升大火电和清洁能源竞争力..从最新颁布的《关于“十一五”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和《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来看，“节能环保”已经成为行业未来几年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

      发电端：积极开发水电基地，优化建设煤电基地，加快建设核电基地；大力发展600MW及以上机组，“上大压小”，推进热电联产；水电建设重视环保问题，火电机组同步安装脱硫除尘。

      电网端：重点输送水电，适度输送煤电，推进“西电东送”三大通道建设；优先调度可再生能源、核电等清洁能源发电，尽快建立并实施节能、环保、经济的发电调度方式。

      定价机制：实行有利于节能、环保的电价政策，全面实施激励清洁能源发展的电价机制。

      看好华能国际(行情论坛)、长江电力(行情论坛)。在节能环保的大背景下，我们认为单机规模较大的发电公司有望凭借其高效率和低能耗在电量调度上获得相对优势；而水电类清洁能源发电公司也将获得国家在上网电价和调度上的优惠政策，从而在未来的电力市场竞争中占据先机。综合节能环保给行业带来的影响和公司估值情况，我们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华能国际和长江电力(参看电力行业投资策略报告)。

      电力设备：“三峡模式”助推行业升级..国内电网投资严重滞后，投资增长是未来长期趋势。我国电力工业“重发轻供”，电网建设投入严重不足，电网发展严重滞后于电源发展。展望未来10-20年，持续加大输配电领域投资、提高电网资产占比，是我国电力工业长期发展的必然趋势。根据规划，2007年电网投资同比高增长25%，预计2008-2010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6%左右。

      “市场换技术”借助外力实现技术进步。电力装备制造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国家在重大项目招投标上一直采取“市场换技术”策略，将跨国公司的尖端技术通过联合投标嫁接到国内企业，并希望国内企业逐渐能够自主设计及生产，伴随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核心制造技术也被带到中国。

      行业频频上演“技术转让-消化吸收-自主创新”的经典“三峡模式”。.. 资本市场对行业内公司快速成长产生深远影响。如借助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加快企业间收购兼并；实施股权激励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股权投资分享其他上市公司成长等。

      “节能减排”正在成为电力发展的主旋律。电力工业是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的“大户”，我国电力生产、输送和使用的效率提高是关键，高等级、高参数以及节能产品将是未来几年我国电力设备行业发展的主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