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媒体关于汽油价格和政治的报道让我大吃一惊。政治学家们一致认为，总统支持率与汽油价格高度相关：汽油价格上升，则总统支持率下降。但是，考虑到美国长期不重视能源安全和弹性，因此奥巴马政府需要对汽油价格升高负责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迈克尔-斯宾塞（资料图）
20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冲击距今已有40年。我们从中学到了大量教训。短期影响——总是发生在油价快速上升时期——是抑制其他商品的消费从而拉低增长，因为石油消费的调整不像其他商品和服务那么快。
但是，假以时日，人们能够也将削减石油消费作为应对。他们会购买更多的节能汽车和电器，加强房屋隔热，有时甚至改乘公交出行。因此，长期影响与短期影响有很大不同，长期影响要小得多。你在节能方面做得越好，油价波动对你的影响也就越小。
在供给方面，也存在类似的短期和长期效应。在短期，供给可以根据储备状况作出调整（如今，储备量可不多了）。但比短期大得多的长期影响则来自因油价高企产生的石油勘探和炼制激励。
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但一旦发生便能缓和不利影响：需求和供给曲线将因油价升高（或预计升高）而产生移动。
就政策而言，20世纪70年代末不可不谓有为。汽车节能标准出台，并由汽车制造商开始实施。各州也行动起来，各自制定了住房和商业地产的节能激励措施。
但此后石油和汽油价格（经通胀调整）进入了长达数十年的下跌期。意在节能和保障能源安全的措施大多都失去了效果。整整两代人都将油价的下跌视为理所当然，因此，如今出现了要求补贴、抗议涨价、寻找罪魁的风气：政客、产油国和石油公司无不成为公众观点调查报告千夫所指的对象。
对不可再生自然资源教育的严重不足是当前公众情绪的根源。此外，由于当初在成本较低时对节能和能源安全投资不足，如今美国在面临油价真实价格上涨的局面时显得尤为被动。能源政策一直是“顺周期的”，即与未雨绸缪背道而驰。不断增加的能源市场需求和全球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使得石油价格承受着升高压力——雨天终于来了。
反周期才是个人和政府应该持有的观念。近期的历史——特别是私人和公共部门债务过量积累的现象——表明，我们并没有做到反周期。能源政策（及其缺位）则是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美国并没有预见到危机并为变化做好准备，而是等着危机来推动变化的产生。
能源政策上的短视并非美国所独有。比如，发展中国家多年来一直实施着化石燃料补贴，而这已被广泛视为绝非政府使用有限资源的良途。眼下，必须反其道而行之，而这意味着同样的政治挑战和成本。
欧洲和日本的石油和汽油几乎完全依赖外部输入，它们就做得比较好。出于安全和环境方面的考虑，它们通过税收、高价和公共教育来刺激节能。
奥巴马政府正在着手规划合理的长期能源政策，包括新的汽车节能标准、技术投资、住房节能计划，以及最重要可靠的新资源开发计划。美国正处于艰难的后危机去杠杆过程中，经济复苏十分缓慢，要在此时实施能源新政，建设新的、可持续性更强的增长模式将比正常情况下（如果能早一点就事实的话）更加困难，不管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如此。
但是，所谓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奥巴马试图解释节能政策的本质决定了这是一项长期目标，需要逐步完成，这是对的。
很多人都听说过这样的观点：民主国家的选举周期与长期的前瞻性政策的实施格格不入。抗衡性的力量是向公众解释不通选择的利弊、将民众团结在共同目标和合理方法周围的领导人。因此，奥巴马政府试图将长期增长和安全置于保持政治优势之上，这一点值得我们敬仰和尊重。
如果关于民主治理的“不可避免的短视”的批判是正确的，那么你就无法解释印度——人口众多、情况复杂、至今仍在贫困中挣扎的民主国家——如何能够维持支持快速增长和发展所需要的长期投资和政策。在印度，远见卓识、领导力以及凝聚力的建设又一次起到了关键作用。
对美国的能源安全来说，好消息是在2011年，美国转变为成品油净出口国。但是，化石燃料的价格可能还将延续上涨趋势。
合理地追求减少对外部资源的依赖是发展的重要表现。但这不能替代更高的节能标准，后者才是促使向新的更具弹性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之路转变的关键。这一过程还有一个附带好处：启动宏伟的国际能源、环境和可持续性日程——这些日程都需要美国的领导。
这需要韧劲和长期的政府关注，而后两者又要求两党同时支持。对于今日的美国来说，这可能吗？
美国政治制度的持续性低支持率部分源于其奖励从中作梗而不奖励建设性跨党派行动这一事实。总有一天，选民会起来反对放大分歧、抑制共同目标的制度，而政策体系会恢复到更高效的实用主义模式。问题在于，“总有一天”是哪一天。
迈克尔-斯宾塞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现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外交关系委员会杰出访问学者，香港经纶国际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的最新著作是《下一次大趋同：多速世界的经济增长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