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过程中《试点办法》有待完善。

一是从替代来源看，《试行办法》明确了关停、转产、淘汰和压减过剩产能以及拟建项目可再生能源利用等替代源，未明确节能技改、二氧化碳回收利用等情形，替代源来源有待进一步拓展。

二是《试行办法》明确碳排放削减量取正常生产工况下前3年实际碳排放量的平均值，但是由于疫情影响，大多数替代源关停前3年生产负荷偏低，实际排放量低于设计值，导致碳排放指标收储量相应减少，以此计算淘汰相同产能的落后装置，即使采用最新技术新上相同产能项目，也满足不了替代要求，不适应我省当前碳达峰阶段现状和长远发展需求。

三是碳排放核算体系目前并不科学完备，核算过程相对复杂，《试点办法》实际排放量核算过程中数据获取难度较大，部分关停企业相关资料缺失，很难找到相关核算数据及证明资料，从而无法核算削减量。

四是替代源形成时间认定标准不一，有些企业已经停产，但设施尚未拆除，设备停产与拆除验收时间不一致。

全省累计审核50余个“两高”项目碳排放减量替代方案，通过减量替代累计减少碳排放400余万吨，切实强化了降碳源头防控，在以碳排放倒逼“两高”行业企业转型升级方面提供了山东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