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为中国经济寻找可持续的若干节点,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十一五"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无疑是不可或缺的事件。而由此产生的约3000亿元的投融资市场,则是带给中国金融机构的新契机。

        其实,本于<京都议定书>的减少温室效应框架,这在欧洲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金融市场,简称为碳金融(包括直接投融资、碳指标交易、银行贷款等),并且据此形成了"赤道原则"会员银行制度,全球数百家银行参与其中。

        2006年中,兴业银行与IFC(国际金融公司)签约率先切入了 中小企业的能效融资项目,并计划"十一五"期间放贷100亿元。巨大的市场蛋糕迅速令各银行卷入战团,目前,北京银行、浦发银行、 工商银行、建设银行都在计划与IFC合作。

        兴业银行试验

        兴业银行牵手IFC始于2005年。

        是年8月,作为世界银行下属的IFC计划开发适合中国的能效融资项目,并寻找中国商业银行作为合作伙伴。从中嗅到品牌和市场价值的兴业银行立即与其展开接触,经过9个多月的谈判,双方于2006年5月17日签署了<能源效率融资项目(CHUEE)合作协议>(即<损失分担协议>),这让兴业银行成为国内首家推出"能效贷款"产品的商业银行。
 
        根据该协议,IFC向兴业银行提供2亿元人民币的本金损失分担,以支持最高可达4.6亿元人民币的贷款组合,兴业银行则以IFC认定的节能、环保型企业和项目为基础发放贷款,IFC则为贷款项目提供相关的技术援助和业绩激励,并收取一定的手续费。

        对兴业银行而言,由此迅速积聚了巨大的企业公民品牌价值,而与IFC达成的贷款本金损失分担机制也刺激了市场扩张的信心,兴业银行随即在所有分支行开始营销能效贷款。

        据兴业银行公司部总经理李力勇介绍,截至2007年8月底,该行已在福建、北京、天津、山东、山西、重庆、浙江等省市开办能效贷款业务,共受理能效项目贷款申请超过50笔,贷款总金额6.89亿元。其中,通过授信审批的项目已有18个,总金额达2.77亿元,每年可节约标准煤20.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55.5万吨;已发放贷款9笔,金额合计1.7亿元,涵盖水泥窑炉余热发电、炼油厂乙烯处理、生产线余热回收利用、高炉煤气压差发电等领域。

        3000亿市场与风险博弈

        能效融资只是碳金融市场的一个层面。如碳减排指标交易,在欧洲已经形成一个成熟的金融市场,年交易规模在600亿欧元左右。而中国加入<京都议定书>后,也将自2008年始承担相应的碳减排责任。

        但单以能效融资而论,目前也为 中国银行界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市场机会。以"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的燃煤工业锅炉(窑炉)改造等十大重点节能工程为基础测算,按节约吨标准煤投资额约1500-2000元计,我国在"十一五"期间的节能投资总额累计可达6000亿元人民币以上,以50%的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计,能效融资市场有3000亿元人民币的市场规模。

        或许,率先进入能效融资的兴业银行正是看到了此点。李力勇称,"十一五"期间,兴业银行计划投入100亿的能效贷款。"尽管与IFC的合作还达不到这一规模,但我们在学习了他们的管理经验后,依然要独立去做。"

        更有甚者,在各银行纷纷转战中小企业市场之时,能效贷款无疑还将成为谋求企业市场和产业链市场的一个较佳的切入点。"

        尽管市场充满诱惑,但个中风险也相对较大,这包括政策风险、项目认定风险、周期风险、管理风险等。

        很显然,能效贷款涉及的不少是"两高一资"行业(即高污染、高能耗和资源性行业),而这些行业不时会遭遇宏观调控风险,尤其是中小企业,在宏观调控来临之时承受压力较大。而在项目可行性认定上,能效贷款较一般性贷款也更为专业,银行人员的专业技术判断能力不足。

        周期风险主要指能效贷款周期过长,一般为5年左右,如此长的时间一方面会制约银行资金的流动性,另一方面,也会为银行资金在宏观调控和企业自身发展变化中,增加难以预知的变数。管理风险涉及到银行在资金把控上的持续能力。
 
        对此,兴业银行董秘唐斌称,首先,政策风险应有共识,宏观调控不是限制发展,而是改善发展,能效融资主要还是进入政府鼓励的项目;项目认定方面,IFC有专业团队在协助兴业银行,将来这块也可能会外包出去;周期风险确实存在,兴业银行已有预警机制予以配套。而在管理上,兴业银行虽然降低了抵押担保标准,但会侧重于企业第一还款来源的有效性,如把企业项目收益作为还款来源之一等,同时将贷款不良率控制改为贷款损失率控制,10%是可接受范围。

        尽管如此,当兴业银行把新增业务更多投放到"两高一资"行业,恐怕会遭致监管部门和股民的疑问。虽然早在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就发布了<关于贯彻信贷政策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要求银行等各级金融部门在信贷工作中,要重视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把支持生态资源保护和污染防治作为银行贷款考虑的因素之一),但相关贷款仍归属行业,而未独立划分出来。

        银行争夺战

        然而,市场的魔力依然会令商业银行展开对能效贷款的争夺。事实上,在兴业银行和IFC签署协议之后,已有数家银行开始陆续涉足其中。

        2007年6月1日,北京银行成为中国第二家与IFC签署能效贷款的银行。目前,浦发银行与IFC的谈判基本完成,很快也会签署协议,而工行、建行、国家开发银行、招行也开始了与IFC的谈判。

        IFC中国能效项目办公室总经理徐秋文(音)称,"虽然我们不能跟一些国有背景的银行进行一些投资性的合作关系,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提供一些技术援助方面的指导或指引,帮它们一起开发能效融资产品。目前真正跟我们签订了协议的银行只有两家,一家是兴业银行,一家是北京银行。今年年底之前我相信起码可以增加另外一家银行到我们这个团队里。明年到后年,我相信也会增加其他几家银行。"

        至于与中国银行界合作的能效融资如何持续推进,徐秋文称,以兴业银行为例,IFC与该行的一期合作从2007年1月开始实施,但兴业银行4.6亿元人民币贷款的总盘子已用了大半,目前已到了3.07亿元人民币额度。该公司计划与兴业银行进行二期合作,项目二期总的贷款盘子是26亿元人民币。估计今年11月份会签约。如此下来,直到兴业银行可以完全独立地操作该类项目。"

        或许,IFC与中资银行合作的深化将是把中资银行引入到赤道原则银行中来。唐斌称,"兴业银行目前已展开了加入赤道原则银行的相关谈判。"

        2003年6月,全球主要金融机构参照IFC的可持续发展政策与指南建立了赤道原则(Equator Principles),第一次确立了项目融资的环境与社会最低行业标准,并将其成功应用于国际融资实践中。目前,全球五大洲60多个金融机构接受了赤道原则,其项目融资额约占全球项目融资总额的90%。其中,IFC扮演的角色就是筹集专项资金无偿用于促进世界各国的节能和环保。

        事件可再上溯到1992年,联合国环境署是年发布的<银行界关于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明确提出银行在世界可持续发展尤其是环境保护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环境保护应当置于银行金融决策中的核心位置。

        这意味着,如果中资商业银行广泛加入能效融资--之前,各中资银行已有不少事实上的能效贷款,但未作为能效贷款项目统计--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是善莫大焉,由此,也将带来一个真正的中国碳金融市场。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姜克隽:中国征收碳税暂不现实

        "中国短期内不会通过碳税、碳定价来促进温室气体减排",9月25日在上海召开的"贸易、气候变化和全球竞争力"国际研讨会上,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姜克隽研究员表示,限制排放在中国将主要通过有关能效、可再生能源发展等政策得到实施。
 
        姜克隽还透露,国家发改委能源所正在考虑一项政策建议:让更多的中外城市"结对"——比如天津和墨尔本——促进减排。"我们特别鼓励那些欠发达城市加入其中"。

        征收碳税暂不现实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形势日益严峻,气候问题也越来越多地与贸易问题联系在一起。欧洲议会就曾通过决议,要求欧洲委员会考虑对非<京都议定书>成员国的出口品加征关税。布鲁塞尔欧洲政策研究中心董事托马斯·布鲁尔指出,虽然这一动议最终未获实施,但它反映了相当一些国家的担心,即他们的国际竞争水平会受挫于非协议国家的低能源价格。因此碳税等所谓"绿色壁垒"被不断地带入有关国际贸易的讨价还价中。

        由于温室气体CO2排放量的增加是导致气候变迁的重要原因,有观点认为,征收碳税可使人们节约能源,减少排放,从而促进环境保护。丹麦是世界最早征收碳税的国家,在1991年通过征收碳税议案,其税率由高至低分别为:交通事业、住商用电、轻工业、重工业。

        但"现在考虑征收碳税是不现实的",姜克隽直截了当地说。据了解,早在2002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和挪威统计局就曾联合做过一个课题:<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研究表明,征收碳税将使中国经济状况恶化,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有所下降。"虽然从长远看,征收碳税的负面影响将会不断弱化,但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征收碳税实施温室气体减排,经济代价十分高昂。"姜克隽说。
 
        他表示,近期内中国限制排放,将主要通过有关能效、可再生能源发展、核能发展的国内政策,以及国内可持续发展和能源安全计划得到实施。事实上,中国在这方面也付出了长期努力。

        2004年11月,中国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开始实施,预计到2010年节能总量达4亿吨标准煤;2005年中国颁布<可再生能源法>,要求2020年实现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总量15%的能源发展目标;2007年6月,<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出台,中国承诺会严肃完成全部目标。这是发展中国家的第一次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

        对此,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总裁梅林德说"最重要的是采取行动,节能减排不能等待"。

        此外,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郭爱军等专家指出,碳税的征收是一柄双刃剑,它与国际贸易自由化的趋势是背道而驰的。

        减排量换技术

        为了降低排放量,必须获取新的技术。目前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国际上已有好几个实施技术转让的项目。

        <京都议定书>第12条创制了"清洁发展机制"(CDM)。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双边项目有相关安排。2003年,中国与美国成立了气候变化工作组,寻求在许多领域的合作研究;2005年中国与欧盟建立了伙伴关系,重点探寻零排放量的煤炭技术,其中第一阶段英国起了主要作用。

        毋庸讳言,发展中国家在获取新技术的过程中往往遭遇壁垒,尤其是知识产权。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约翰·巴特教授认为,就技术带来的好处而言(即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或是提供发达国家排放信用),对中国采取知识产权壁垒其实没有必要。

        清华大学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所副所长刘德顺教授指出,发展中国家想要完全以减排信用来换取新技术也不现实。他建议,应该大力发展"技术转让型CDM","减排量信用加上市场,来换取发达国家的技术",刘德顺说。

        梅林德向本报表示:"可以避免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这不是不能做到的事情。政府需要意识到,制定较高的环保标准今后会得到高效利用的巨额回报。要对外国投资者提高环保门槛,中国有巨大的市场,政府可以同外国投资者谈判,以市场和廉价劳动力来交换最好的技术。不要担心投资者会走掉,他们总会回来的。最初,他们会拿着好技术来投资,你们提高环保门槛,也许会吓走一部分人,但中国的市场是如此巨大,很多人还会回来,接着磨嘴皮子,你们不要答应。最后,他们会带着最好的技术来中国。印度的新德里走的就是这条路。10年前,那里有两家欧洲和一家日本汽车厂家,政府为了吸引投资对汽车行业降低环保门槛,慢慢地,当地居民发现患呼吸道疾病、肺癌的比例越来越高,最终居民抗议政府提高环保标准,政府迫于压力制定了汽车排放的国家标准。如今,投资者对印度市场仍然趋之若鹜。"

        这一设想得到了诸多与会者的认同。梅林德表示,节能减排最重要的是行动,中国已经开始了可贵的努力,不过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