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能源，国之器，民之脉。能源金融，国器之刃，民脉之穴。大国崛起，说和平其实不易，境外能源犹如万里长征。中国面临多重能源困境，中国模式的低成本扩张经济战略可能不再。中小型煤矿以及民营油企是当今中国能源业的“农民工”，极需关注。混合所有制有助于破解困境。经济调整期减税养企以谋永续发展。能源国家利益缺乏主体决策和经营，因此能源部委与新政出世势在必行。

　　世界经济衰退金融危机下的能源

　　当前，美国处于1930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美国政府两害相权取其轻，不得不用纳税人贡献的、已经寅支卯粮的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接管受次贷危机而破产的房利美和房地美机构，而这只是冰山一角，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控股公司和美国最大储蓄银行华互银行频临破产危机等刚浮出水面。对于欧洲经济，德意志银行最近将欧元区2009年GDP增长率的预测降为接近零增长。同样，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其经济衰退还没有扭转的迹象，福田首相被迫辞职承担责任。宏观经济上，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即相对收缩，金融和能源危机导致各行业生产成本急剧上涨即我们开篇文章所说的能源黑洞效应，各国央行面临着通货膨胀压力增强与经济成长减缓的困境，而且其前景极不明朗，比美国次贷危机（金融风暴）更深层次和波及更广的“金融海啸”是其中悲观但又比较现实的预测之一。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种国际经济恶化的状态虽然经中国有宏观调控机制的政经体制和庞大市场加以缓冲，仍然表现为中国当前的外贸出口下滑、生产成本上涨、国内市场疲软、楼市资产缩水、产业资金链断流、偿债能力下降、企业亏损甚至局部性破产倒闭等，中国不得不面对现实，进入所谓的经济调整期（时巧是北京奥运后经济现象，但本质上与奥运盛事无关）。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腾飞相当大程度得益于中国社会的低成本扩张经济战略，这也是所谓中国模式的经济特色之一。这次世界范围金融恶化和经济衰退有可能使中国的低成本扩张经济战略不复存在。国家发改委最近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有6.7万家以上中小型企业倒闭，诸多大型企业面临资金中断和效益亏损的状态。中国作为全球“制造工厂”的经济角色面临着生死大考。中国如何尽快走出经济调整期？人们期盼着系列新政出台，其核心应包括抑制各行业生产成本上涨、提高产业效益及开拓国内外市场等必要措施。显而易见，能源是国民经济的原动力，2008年中国能源从年初雪灾开始就异常严峻，煤价翻番，油价大幅上涨，是各行业生产成本上涨的主要因素。因此，在目前的经济非常时期，中国更有必要进行能源行业从产业、市场到金融和国家税收及机构等方面的改革。作为借鉴，上篇文章论述的俄罗斯新世纪能源新政，是在比中国当前情形严重得多的俄罗斯国内经济环境恶化、国际安全战略不断遭到挑战的情形下奋起改革而且成效显著。所以，本文试图剖析中国能源行业的若干困境，探索其解困之对策，一起推动中国能源新政。

　　困境一：境外能源万里长征

　　中国目前是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按照国际能源署于2007年底的报告，中国到2010年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对于经历了百年石油战争的世界能源而言，中国作为后来者的境外能源二次开发犹如万里长征，遭遇多方围追堵截，困境重重、险境不断。

　　在这种困境中，我们认为有三个层面最重要的战略抉择：

　　（一）是重点放在发展与国际产油国双边关系还是放在能源消费国际市场上？

　　对于中国近二十年来作为国际能源开拓的后来者而发展与国际产油国双边关系的努力（如在中东和非洲等国），美国等西方国家横加阻挠，甚至以人权、涉恐等无端指责，同时，美国主导的国际能源署，作为发达国家的能源消费俱乐部，要求中国参与其能源消费国际市场，企图按照已经制订好的游戏规则消费。

　　按照国际政治学理论，目前的国际社会是一种无政府状态（换言之是靠实力制定利己的游戏规则），石油既是国际贸易的对象，也是国际博弈甚至冲突的目标。在能源国际合作里，随着能源消费参与者数量增加，参与者之间的利益侧重点、不出力而搭便车甚至背叛等情形将复杂化，博弈理论权威肯尼斯•奥伊在其专著《无政府状态的合作》中指出，“随着参与者数量的增加，合作的前景反而减少了。” 就能源博弈而言，大国崛起，说和平（发展）其实很不易。目前世界上三大军事冲突热点即中东的伊拉克-伊朗、中亚多国包括阿富汗、欧洲黑海及里海地区，本质上都是美国主导的能源战争与能源战略遏制，强烈针对中国、俄罗斯等地缘政治对手。国际上渲染中美之间、中日之间、中越之间、中印之间等就能源发生争端甚至战争的新闻、小说、专项报告甚至国会作证等，近年来渐成气候，即所谓的“中国能源威胁论”。中国在这一层面上的困境，无法回避，必须正视，力求正解。

　　这一层面能源困境的中国对策应侧重为以柔克刚、争锋相对，属于经典合纵连横的“远攻”谋略。主要包括：

　　（1）以地缘经济合作和国家软实力加强与更多产油国的双边能源合作；

　　（2）以地缘能源共同体（如上合、中非峰会）形式加强多边能源合作；

　　（3）催生东亚和南亚能源消费联盟，打造联盟主权基金和海外油库链；

　　（4）以发展中国家特殊条件参加国际能源署，化零和博弈为合作博弈；

　　（5）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以大国实力化解冲突及保护我能源生命线。

　　（二）对于与中国有陆海边境的国家，国家利益安全大于能源产业效益。

　　中国十多条地缘能源生命线与周边国家有关。所以，在西方势力通过颜色革命实施地缘战略遏制的情形下，中国应该按照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为重、产业效益为次的原则实施地缘能源合作，即经典合纵连横的“近交”谋略。俄罗斯远东石油管线项目的国际融资就是典型。中国错过了多次优先合作机会，但亡羊补牢，为期未晚。蒙古梦寐以求的渤海湾出海口项目是加强中蒙政治与经济纽带的地缘优势，更是地缘能源的极好商机，但至今没有主体部委去推动。中国在西北、西南和东南地缘上更是重要，其中大部分涉及到地缘能源双边和多边合作。如果由过于追求上市公司短期效益的国有能源企业来主导类似的能源合作决策，那往往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些应是国家能源部委汇总相关部委决策的国家利益为重的能源谋略，可适用于中俄、中蒙、中哈、中巴、中缅、中泰、中马、中新等能源合作。这是以短期行业效益代价换取国家安全和长远效益的地缘能源谋略，以合作博弈堵截可能的潜在零和博弈。

　　另外，如我们前篇文章所述，对于与中国有陆海边界争端的周边国家的能源等资源合作，如东海、黄海和南中国海等，如本系列前篇文章所述，中国先礼而后兵，仁至义尽，尽量化零和博弈为非零和博弈和合作博弈，合作共赢。

　　（三）应推动混合所有制的集团和企业逐渐取代国营能源集团开拓海外能源。

　　不容回避的是，国际上对主权财富基金投放、国营集团到他国开发资源等合作都有许多潜规则，各国都制订和执行不同程度的防止或限制他国国营机构参与本国资源开发和产业经济的法律法规（中国同样对外资的进入作各种限制约束），更不用说有些西方势力采取排斥国营集团介入或者恶意竞争的情形。这些都给中国目前以国家资金和国营集团海外资源开拓带来许多困扰。

　　三十年改革开放经济腾飞而提炼的中国模式，本质就是“五经并举”，在当代经济的金融主导杠杆作用下，公开上市或者不上市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和集团逐渐成为主流。就海外能源开拓而言，一方面这些混合所有制企业和集团更容易按照国际本土化经营，另一方面他们可以采取信托投资的国际金融规则获得国家资金、国营集团资金或者金融信用等因而负起开拓国际能源的重任。换言之，他们就是国际能源开拓的野战军。所以，境外能源万里长征，更需要因地制宜，以低调隐蔽的方式实施国际本土化经营。

　　显而易见，上述三个层面的能源困境对策呼唤着部委级别的国家能源机构与其它部委的共同决策，因而是能源新政的国际观内容之一。

　　困境二：国际能源金融争夺主导权

　　能源，国之器、民之脉；能源金融，国器之刃、民脉之穴。

　　借鉴国际，我们看到：

　　（1） 美国“能源独立”新政意味着五场战争：政治战争，地缘战争，金融战争，产业战争和最综合国家利益和国力民生的经济战争。其中，石油美元的货币霸权、主导石油证劵和期货市场、通过其跨国石油集团在政治军事强势背景下的国际能源产业控制等，是百年石油战争历史的能源金融最新篇章，核心就是保持主导权。

　　（2）俄罗斯能源新政的能源金融，五环紧扣，后来居上，即石油资源和产业国有化、俄罗斯石油财富基金、俄罗斯“REBCO”原油国际品牌、俄罗斯圣得堡石油交易所、推动石油卢布作为国际货币储备等，是其能源威慑的核心构成。就象欧洲目前不得不接受俄罗斯通过能源供应中断的威胁来解决它与格鲁齐亚等地缘冲突的现实一样，欧洲的能源前景将不得不按照俄罗斯能源金融的游戏规则来调整以谋求长期稳定关系。

　　中国的能源金融不具备类似美国和俄罗斯的上述强权政治、资源优势、货币优势和先手主导的条件，但应在国家利益层面上整合其资金优势、市场优势和技术服务优势，谋求能源金融的后来者优势。结合当前中国的经济需要，我们建议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若干能源谋略：

　　（1） 短期对策之一：加大能源产业基金项目和金额的批复；鼓励外资信托、国企资金信托和民间资金通过能源产业基金投放；特别面向中小型能源企业从煤矿、电厂、炼油厂到新能源。

　　（2）短期对策之二： 实施从国家外汇储备到混合所有制资金的七种能源主权基金，结合这些基金、中国市场和世界最大的能源技术服务资源，把国外能源集团及其与中国合资合作的企业在中国股市上市和其它证劵交易，而不是简单由政府出面组织大额资金来恶性循环地救市。

　　（3）短期对策之三：采取能企减税、低息贷款、进口放宽等措施，加大混合所有制和民营能企的境外能源开发和煤炭、原油、重油、成品油、生物柴油等的进口，补充国内仅靠国营能源集团控制源头的市场，有利于降低能源市场价格。

　　（4）中期谋略之一：推进东亚和南亚能源消费联盟，优先运营联盟主权基金和海外油库枢纽，应对原油的亚洲溢出价及紧急状态。

　　（5）中期谋略之二：推进上合能源俱乐部进程及其多边能源合作，同时与俄罗斯就东西伯利亚油田开发和出口长期合作。

　　（6）中期谋略之三：多种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产业化的国家金融扶持，包括煤基氢化石油从国家产能储备到商业化生产的有序开放。

　　（7）长期方略之一：国家能源部委主导中国能源储备银行的成立和运营，主营资源储备、产能储备、油品储备、资金储备和资产信用储备，确保能源国家利益包括紧急状态下能源调控。

　　（8）长期方略之二：推动人民币的国际金融化，包括作为国际货币储备和区域性能源信用体系的核心构成，积极参与从上合能源俱乐部成员国到海湾六国的统一货币与信用结算进程。

　　（9）长期方略之三：推进中国七大经济圈的能源金融中心的建设，促进这些能源金融中心与洲际地缘能源共同体的长期稳定合作。

　　困境三：国营与民营能企利益博弈

　　这个题材已经被成百上千次研究，我们无须从头重述。这种困境部分体现为：

　　（1） 中国石油A股从2007年11月5日的48.6元开盘价一路跌倒2008年9月12日的10.6元，反映的不仅是中国石油这个中国石油巨头的困境，而且也是中国股市整体的走势和困境；

　　（2） 民营油企不仅油源受限，而且在油品批发零售价格更受挤压，半数以上已经破产倒闭，已经不仅是困境，而是绝境了。

　　（3） 外资石油公司借与中国国营能源集团合作之机，从中国境内油田合作开发，到炼油厂与加油站，尽占先机，“圈地圈市”。例如润滑油市场，外国品牌先以成本价甚至亏本价抢占中国市场。相比之下，国内民企反而不准涉足油源，不得不捆绑打包民营油库和加油站贱卖给外资，这是中国能源的民族悲哀。

　　（4） 中国在年初雪灾引发的煤荒及后来因市场推动的煤价翻番揭示了中小型煤炭生产企业的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性，但目前的行业管理对他们是不公平的，即多以安全生产、资源保护和环境条例来制约和惩罚他们。如果说，总理和政府可以为城市农民工讨欠款亲自关注和制订实施法规，这些中小型煤矿企业（还有民营油库和加油站企业）就是当今中国能源行业的“农民工”，国家应该成立专项基金和服务机构来辅导和配合他们，甚至应考虑减税等优惠政策扶持他们，以确保能源市场的稳定。

　　毫无疑问，上述困境是中国能源行业改革不到位的一些表象。中国的能源产业因而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油荒、电荒、煤荒连年不断，企业生产成本大幅上涨，在当前的经济调整期里尤其明显。刚刚挂牌运行的国家能源局没有决策权，没有金融权，没有定价权，因此解决不了上述三个层面的困境。

　　人们盼望着具有产业决策权、能源金融权、行业定价权和各种利益集团调控权的国家能源部委的出世、实施能源新政。针对上述困境，我们期待见到：

　　（1）对于地缘安全和国家利益重于产业效益的项目，国家能源部委应重组国家级能源公司决策和实施，而不能由上市的国营公司由于过度追求企业效益而导致决策不当损害全局。

　　（2）尽快实施《能源法》、《燃油税》等，逐步缩短政府对能源市场的价格调控滞后期，让中国石油这类国营能源上市公司更具产业竞争力。

　　（3）在油源问题上拨乱反正，让国内非能源行业的其它国企集团的资金和民营企业的资金优于外资参与油气田开发、炼油厂，进口和批发油品。

　　（4）逐渐限制外资参与中国大型能源项目的股权投资，而可以采用信托投资和基金分红等方式。鼓励由国内募集资金收购外资企业在中国合作开发的油气田风险产量分成的资源和经营权。

　　（5）对于经营油品批发零售的中小型企业，国家设置油品商业储备专项基金和相应配额的油品库存（类似美国的石油公司因天灾人祸可向联邦战略储备暂借原油或者成品油），“藏油于民”，有利于稳定终端消费市场和预防区域性油荒。这个政策同样适用于中小型煤炭等新能源企业。

　　困境四：传统与新能源青黄不接

　　传统能源是指石油，天然气和煤炭，探明储量与年开采量之比，就世界整体而言是历史新低。正是它与新能源的青黄不接引发了世界范围的能源危机，金融投机，价格高涨波动和其它行业的生产成本加重。中国此方面的困境尤为突出。中国传统能源特征是“贫油、少气，煤炭相对丰富”，国内能源需求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依赖煤炭，其碳排放量及环境污染程度已成为国际上指责中国的最充分理由，所以节能减排已经是国家头等大事，新能源开发与产业化是当务之急。

　　中国的清洁能源与新能源发展之路不能照搬国际模式，我们建议的对策包括：

　　（1）汽车行业新能源分为过渡型和目标型：

　　（A）甲醇汽油、乙醇汽油、生物柴油、二甲醚燃料等清洁燃料及其汽车产业改造只是过渡型产业，有十到二十年的鼎盛期，然后逐渐被淘汰。所以，从国家支柱产业到区域经济布局应充分考虑到。

　　（B）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纯电动汽车和氢燃料电池汽车是国际和国内汽车主流发展趋势，五到十年内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和纯电动汽车商业化普及已普遍认同，十到二十年内氢燃料电池汽车将商业化普及。

　　（2） 不仅粮食原料的生物燃料产业在中国走不通，非粮但占用耕地和农资的生物燃料产业也必须因地制宜，不宜一哄而上。中国十八亿粮农耕地必须保护，但中国有约十五亿亩盐碱荒地，由中国自己培育出来的耐盐碱超级杂交甜高粱，属于高产碳四植物，含糖份比甘蔗还高，几年前已经获得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认可，以它的茎枝叶作为生物质生产乙醇燃料已经技术过关，甜高粱本身是上等饲料的原料。多年种植后盐碱地逐渐改良为粮农耕地。因此，这类多重效益的生物质燃料项目值得推广。

　　（3）  煤炭气化作为化工原料大有作为，但煤炭直接液化生产柴油汽油即通常所说的煤转油，目前的技术产业化尚在示范基地的阶段，所以国家发改委近期暂停煤转油的大规模项目审批和上马。从国家能源发展战略来看，煤转油更适合作为国家级能源的产能储备，即作为应对重大灾害或者战争时期的能源储备。当温和物理条件下的加氢技术完全产业化之后，煤转油的产业效益才能真正体现。

　　（4） 中国的地缘安全和战略生态受西方势力战略遏制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不宜大量发展核电站，尤其当核电站的核心技术还依赖于国际技术和设备合作的阶段。

　　（5） 基于单晶硅和多晶硅材料的太阳能利用离商业化市场竞争还不切实际，因此其国内外产业的过度虚拟经济泡沫早晚会破灭。能够挽救这个产业的是其下一代的与稀土材料、纳米技术有关的非晶硅薄膜太阳能技术。

　　所以，将氢燃料电池与新一代的太阳能技术还有风能新技术的结合，将是新能源的最大亮点。

　　困境五：国家行政体制继续改革

　　这个题材相当敏感，今年三月份的两会期间就有过热议，比较公认的是中国的国家行政体制改革大大落后于其经济改革，国际上探索“中国模式”的普世性时也往往在此卡壳。由于前述的四种能源困境的根治都牵涉到国家能源机构的改革和决策，所以我们就两方面做些探索，权作抛砖引玉。

　　（一） 国家省市县的行政区划远远滞后

　　中国区域资源不均和区域经济发展失调是国内外公认的事实，其根源与继承数百年来省市县行政区域的划分有很大关系。希望未来几年的国家两会上能看到有真正内涵的提案，其意义不仅在于中国大陆各省市的资源、人口和经济的重新划分，不仅在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特别行政区的个案治理，更在于中国模式的普世性总结和延拓、大中华地缘文明的民族和睦、经济融合、文化认同与和谐发展。

　　（二）国家命脉部门的大部委制

中国已经有一个命脉部门的大部委制做得相当好，这就是国防部门。按照目前中国的新经济国情，还有两个命脉部门急需实施大部委制，一个就是金融部门，目前是“九龙戏珠”局面，应该成立国家财政金融委员会，归口财政部、商业部、中央汇金公司、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管理局、中国国家投资公司等。  另一个就是能源部门，目前是“九龙治水” 局面，应该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归口中央能源领导小组、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部门、煤炭部门、电力部门、核电部门、新能源部门，还有发改委-科技部-商业部-环保部-的有关部门等。相应地，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时期起到特别重要作用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该精简机构和下放权力，以适应中国新经济再辉煌三十年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