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舆情综述
　　9月10～12日，2014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天津召开，来自全球的1800多名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创新、创造价值”年会主题展开广泛探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开幕式上致辞提出的“改革创新”、“草根创业”、“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等话题成为嘉宾谈论的焦点。同时，能源是历届达沃斯论坛都十分关注的议题之一，此次亦不列外。
　　李克强在致辞中表示，上半年，我国高耗能、高排放行业投资和生产增速明显放慢。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4.2%，碳排放强度下降5%左右，是多年来降幅最大的。我国资源环境的矛盾已经十分突出，目前正在研究2030年前后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这其中包括二氧化碳的排放峰值、碳排放强度比例的下降值、非化石能源比重的上升值等。中国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不仅有决心而且有能力。
　　他还指出，今年后四个月将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价格改革，完善能源产品、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等工作任务。
　　此外，此次论坛中设置了多个与能源相关的分论坛，包括“能源行业的战略转变”、“气候政策的新环境”、“打造中国的绿色经济”、“能源革命”。另外，有能源企业高层还作为嘉宾出席了其它会议，如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傅成玉参与“变局下的中国商业环境”讨论，中国国际能源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吴国迪出席了“未来主人翁：传承与创新”的夜话活动等。近期，国企改革进入最关键的时期，在本届论坛上，国有企业问题自然而然也成为热门话题。
　　有与会专家就此撰文表示，“能够非常明显地感觉到，此次达沃斯论坛对于清洁能源发展和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超过了以往，这与国际大环境和我国近年来遭遇雾霾天气有着密切的联系。另外，本次达沃斯论坛的部分议题，也透露出未来我国能源改革的方向和立足点，值得关注。”
二、舆情传播
　　中电传媒舆情监测室监测数据显示，9月10日至9月24日，达沃斯论坛中有关能源、环保及应对气候变化的新闻约有1000条。多数是以刊载论坛嘉宾发言为主，其中，有关国企改革、能源结构多元化、加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等观点受到媒体重点关注。
　　年会中能源相关关键词新闻量统计（略）
三、专家观点
　　将达沃斯论坛中与能源话题相关的专家观点整理摘录如下（未经本人审阅）：
　　能源结构要多元化、低碳化
　　以现在中国人均能源消费量计算，若达到欧洲经济水平我们需要2.5个地球，而达到美国的水平则需要3.5个地球；即便仅维持全球人均水平，也需要1.2个。因此，发展绿色经济、提倡低碳已是中国政府的必然选择。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理事会主席章新胜在“打造中国的绿色经济”分论坛上表示
　　全球范围内能源转型将会是一个有序的转型和变革，也就是能源的结构要多样化，不是完全依靠化石燃料，这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我认为，化石燃料降到50%以下是一个比较激进的想法，能源消耗在本世纪中期会比现在增加一倍。所以，我更加要担心的还是，为了能够降低化石燃料在整个能源消耗当中的比例，政府一定要有正确的政策指引，无论是在供应链还是人才等方面。为世界可持续地生产能源，我们需要技术和创新相辅相成的发展来推动生产。
　　——沙特阿拉伯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Khalid A.Al Falih在“能源行业的战略转变”分论坛上表示
　　到2050年左右，可能80%的能源消耗都在城镇，包括建筑、交通的能源消耗，我们需要有政策框架来保证适当的成果、结果，不仅仅是看用多少能源，生产多少能源都要得到规划。
　　到这个世纪的后半叶，太阳能有可能在未来发挥一个主导作用，这要看政策以及能源技术发展的速度。未来十年太阳能发电的成本可能是现在的十分之一。
　　中国现在有500个页岩气井，但是只有一半在进行生产，而在美国，一年可能有一万个井进行开采。对于中国来说，开采页岩气应从长计议，进行长期的投资，要了解中国页岩气赋藏的地质条件，还需要技术、基础设施以及让不同的所有制企业进入市场。我绝对是支持中国来建设页岩气管道基础设施，但如果你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的情况就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话是不行的。我们会综合考虑中国商业模式的特殊性，充分了解中国土地所有制、页岩气储藏地质条件，以及基础设施等之后，借鉴美国页岩气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将会选择快速进入市场。
　　——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首席财务官Simon Henry在“能源行业的战略转变”分论坛上表示表示
　　第一是要坚持把能源转到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等，这样做一开始是成本很高，但从长久的角度讲，非常好。挪威99%的能源都是可再生能源，30年前成本非常高，但现在我们的电是世界上最便宜的。
　　第二是城市车辆应该用电动汽车或者混合动力车来替代汽油，因为在城里开用不了很远的距离，这样可以帮助减少石油进口，同时解决城市面临的问题。
　　第三要做阶梯电价改革，这样总的用电成本的分配更加公平，并不是所有人的价格都便宜，但是需要电的人都能使用，差别仅在于用电量的多少。
　　——挪威国家电力公司总裁Christian在年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由于天然气和核能的发展利用，煤炭的消耗在能源产业中的比重在2020年将从现在的65%下降5～10个百分点。太阳能、风能尽管目前占比还很小，但是这两类可再生能源的消耗比例之和，到2020年将直接提升4～5倍。太阳能的成本在过去十年下降速度非常快，下降了大约4/5。预计2020年或2022年，太阳能的成本会在现有基础上再下降一半，将和天然气发电成本基本一致。这对于太阳能的普及和推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纪凡在“能源行业的战略转变”分论坛上表示
　　中国煤炭的使用率在过去都是以每年1%的速度在下降，主要是因为环境污染以及一些其他的环境因素，所以说我们认为每年煤炭的使用量至少会以1%的速度下降，一直到2020年。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在“能源行业的战略转变”分论坛上表示
　　我们应该加速发展新的清洁可再生能源，例如风电、太阳能。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之一，消耗掉了世界20%的能源。其中70%都是煤炭消耗，我们怎么样开发出清洁煤炭技术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不仅仅只是找到技术解决方案，同时还要找到非常好的综合性的机制，或者是一个体制来帮助我们推进，让企业界和地方政府，让人民自觉地保护环境。与此同时还要保证获得持续的发展。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全球议程理事会中国专题小组理事张晓强在“中国前景展望 ”分论坛上表示
　　中国还要发展核能，因为我们要实现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达到15%的要求。现在中国在建核电站在全球是最多的，而且我们还要继续发展核电，但是要确保安全。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解振华在“气候政策的新环境”分论坛上表示
　　推进碳市场建设 加强全球减排协同性
　　如果真正全面推进化石能源企业进行碳税、碳交易时，绿色经济的企业就变为巨大的低碳库，而低碳是资源，各种金融产品就会丰富起来，它们不会按照传统的方式进行放贷，这是年年在增值。但当前的碳税体系并不公平，传统的化学能源利益集团没有担当起应有的责任。只有碳税体系公平化，各种金融产品才能真正对接，这需要在法律上加以解决。
　　目前生物能源——每年地球的太阳能转化到植物能的数量相当于997亿吨标准煤，而去年人类使用的煤炭天然气才130亿吨标准煤。因此，生物能源有巨大的市场空间，只要能够认真执行碳税和碳交易，我有足够的信心把市场做大。
　　——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董事长陈义龙在“打造中国的绿色经济”分论坛上表示
　　气候变化多边进程要所有负责任的政府和企业家，都应该积极的采取行动，而不是把应对气候变化停留在口头上。中国主要是通过节能提高能效，发展可再生能源，通过生态建设来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从1990到2010年，累计节能量占全球的58%。中国在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的装机容量占全球24%；2013年中国可再生能源的装机增量占全球37%。中国水电装机量从2005年到2013年增加了2倍，风电增加了60倍，光伏发电增加了280倍。而根据一些国际机构评估，全球在2020年之前已经作出承诺采取行动，在全球总量中发展中国家占了65%，而发达国家只占了35%。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政府是非常负责任的。中国准备制定气候变化的立法，现在已经列入议事日程。
　　现在减排方案是到2020年，在明年的巴黎气候大会上要努力得出到2030年的全球减排目标。我们希望各国根据各国的国情、各国的能力提出一个有力度的减排目标，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全球的碳市场是有可能实现的。
　　——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解振华在“气候政策的新环境”分论坛上表示
　　欧盟的碳市没有按理想的情形运作，我们需要从政治的角度来解决。丹麦长期的政治框架使得企业能够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稳定的框架和目标让企业能够做好的投资的决定。让企业来走向绿色的运行方式，这是很有利的。希望类似丹麦的稳定政治框架在欧盟得以推广，以保证企业有创新的大环境，进而实现减少排放。现在丹麦希望减少40%的排放和制订能源效率的目标等。为了实现目标需要创新，而创新必须来自于私营部门。我们要提供稳定的框架，提供稳定的碳价格，就能出现创新。
　　——丹麦气候、能源与建筑大臣Petersen在“气候政策的新环境”上表示　　
　　我们需要披露食品的原料，那为什么不披露食品的碳足迹呢？如果我们关心碳足迹的话，要搞清楚碳足迹到底是多少，要透明，还有就是稳定性。
　　——秘鲁环境部长Manuel Pulgar-Vidal Otalora在“气候政策的新环境”分论坛上表示
　　碳不应该是那些金融机构进行投机的一个新的工具，而目的是降低碳的排放，所以这就意味着对碳的交易进行更多的控制，由各国政府进行控制。我是来自私营部门，在这里倡导的是能够限制一下私营部门在这个方面的自由度。
　　——皇家帝斯曼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Feike Sijbesma在“气候政策的新环境”分论坛上表示
　　遵循市场规律推进新一轮国企改革
　　中国的国企需要改革，因为垄断性使得公司的运转不够有效率。不能让国企一家独大，使人才能够自由选择企业，而不是作出一边倒的选择。
　　就中国国企高管降薪问题，我认为如果减少（对高管）激励的话，可能会造成人才的流失，对任何的企业来说，人才都是基础。而且，如果有合资方怎么办？该如何确定薪酬？国企高管降薪的问题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其实应该有更细致具体的探讨。相较于减少高管薪酬，要更关注于打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美国铝业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Klaus Kleinfeld在“变局下的中国商业环境”分论坛上表示
　　高管的薪酬应该是和绩效表现挂钩的，也和所有的雇员挂钩，可以将公司企业的绩效体现在所有人的薪酬当中。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Mohammed H. Al Mady在“变局下的中国商业环境”分论坛上表示
　　中国国有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解决了前一个阶段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现在面临着一个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阶段，打造核心竞争力的阶段，这个竞争力是国企改革新的任务。国企改革不是要把国有企业搞没，更不是私有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促进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要围绕这个目标去谈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如果离开了这个目标改革的方向就错了。所以国企改革第一是怎么样使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地位坚持下来。混合所有制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全部，甚至不是主要部分，它只是国企改革里的一项。国企改革的核心在于解决好企业如何更加市场化和如何去行政化。
　　从个人角度看，一般来说，降薪都不是很高兴的事；但是如果把个人抛开，从国家层面来看，(降薪)是应该做的。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即民众和职工才是国家的主人翁，如果国企职工与高管的收入差距过大，会影响队伍的积极性。而且，中国发展的目的是共同富裕，但在现实中，社会上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考虑发展成果让更多民众受益。
　　在中国，国企高管的意义不在于赚钱。我把公司做大，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走到世界各地都能受到同行尊重，这是比收入更重要的。如果我们国有企业的领导者想赚大钱，最好离开这个平台，跳出去别在这干。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傅成玉在“变局下的中国商业环境”分论坛上表示
　　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是包治百病的药，去行政化才是改革的重中之重。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一种药，这种药吃得好，可能把病治好，就怕药吃了以后还有别的毛病又发生了。最重要的改革还是在制度上，一定要遵循市场规律，政府不能用行政的思维去干预企业，这样混合所有制未必能做得好。　
　　——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在“变局下的中国商业环境”分论坛上表示
　　应该对不同类型的国企采取不同的改革思路，国有企业改革对中国经济、金融的下阶段改革、未来5到10年的经济改革是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对于资源类或垄断类的国企，我们必须要意识到他们获得的很多收益，是通过一些由全国人民共享的资源获得的。无论是现在的剥离部分资产，或者鼓励民间资本介入，最重要的是理顺激励机制或者财富分享机制，这是下一步更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