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对经济的前景感到如此不确定。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的救市政策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危机的冲击，但也进一步放大了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我国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并不意味着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变小了，而是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更大了，因为现阶段我国的经济体量更加庞大、经济结构更加复杂、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经济运行中不确定性的增加，更加考验我们对经济形势的把握与判断，也要求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加灵活、精准和有效。
确定性分析方法与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
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多地证明了世界运行的不确定性特征，20世纪的思想史就是从确定性向不确定性转变的历史。传统牛顿力学认为，物质质量是确定的、运动方向是确定的，确定性形成了物质世界的秩序与规则。1927年，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基于量子力学的研究提出了不确定性原理，揭示了宇宙的本质是不确定性，而不是之前所认为的确定性，更何况经济社会运行，其基本特征就是不确定性，而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谓规律。
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作出抉择，意味着存在风险，风险无时无处不在，且不断演化。因此，在不确定性环境中，对于风险的计算很难得出最优解。经济越是发展，经济运行越是复杂，不确定性特征就会更加显著。运用不确定性的思维方式与分析方法，分析不确定条件下市场主体的行为，应是未来经济学科发展的基本方向。
我们往往运用经济周期理论来预测经济增长的趋势。经济周期理论往往把经济波动解释为某种具体的规则性周期，力图通过各种长度不同的周期组合来解释和说明经济波动。但现实经济运行内在的不确定性远远超出了经济周期理论的视野和逻辑，经济波动是不确定的，很难用所谓的规律来总结。在经济波动之中寻找周期性的规律，实际上就是在不确定性的经济运行中寻找确定性的因子。基于历史数据的经济周期分析，是以过去确定性的结果为基础的，以确定性的方法，选择部分确定性的变量，去推测变量的确定值。这种推测必然是以规律的存在为基础的，若把所有不确定性的非线性冲击都考虑在内，预测模型本身便是不确定的，也就无法得到确定性的结果。
不管是经济、政治，还是社会领域，都在发生着变化，产生新的不确定性因素，新的不确定性之下的选择意味着风险的迭代，风险的处置方式形成影响经济运行的新的变量。经济周期理论可以对已出现的变量进行分析，但难以对新变量的出现进行预测。未来的技术进步、社会分工以及由此决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都会发生变化，新的不确定性频繁出现，公共风险加速迭代，经济周期理论已经难以相适应。
经济周期理论在我国不完全适用
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它产生的前提条件、历史背景与发展阶段。经济周期理论是一些经济学家在分析和总结西方发达国家过去经济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提出的，在西方发达国家“土壤”中产生的理论用来预测它们自己都不灵，对我国来说，更是不相适应。完全市场、理性预期的假设在西方国家都不完全成立，与我国的现实偏离更大；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与发展阶段下，我国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模式与西方国家也不同；而“摸着石头过河”式的转轨过程更是充满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我国4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进步，是在应对快速变化的风险中实现的，宏观政策并无定则。因此，不考虑历史与现实，滥用“经济周期”的概念与分析方法，结论可能“谬之千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整体呈现出高速增长、大幅波动的特征，连续近40年的高速增长与大幅的波动，在西方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没有先例。按照西方经济理论，经济周期是“复苏—繁荣—衰退—萧条”的循环往复。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看，至今似乎确实存在若干峰、谷，也存在明显的波动性特征，但绝不能简单地以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周期来概括。
首先，有衰退、萧条、繁荣，才有经济周期，我国经济增长有大幅的波动，但改革开放以来尚无真正意义上的萧条。除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受政治因素影响外，我国经济增速基本没有低于过6%，如果6%左右的增速是萧条，那世界各国岂不长期处在萧条之中？即使利用增长型周期的分析方法，我国经济增长率也存在“拐点”，但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尚没有哪一次是西方经济周期理论中的“衰退”，实际上只是“回落”。没有衰退、没有萧条，仅靠经济增速的“拐点”可以测得经济的波动，难以判定为经济的周期。
其次，我国经济波动的内因是改革与政策，外因是世界经济的波动。1984年前后经济增长的“峰”主要是农村改革推动的；1993年前后的“峰”主要是“南巡讲话”后的改革热潮导致的；1998年前后的“谷”主要是治理经济过热政策、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国企改革所导致；2006年前后的“峰”主要与加入WTO后的出口猛增有关；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内部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外部的需求疲弱。
最后，影响经济周期的农业生产、工商业存货、设备投资、住房建设等因素只是影响我国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是大趋势下的小趋势，能够影响我国的经济波动但不能决定周期。我国1998年开启住房货币化改革以来，还没有经历一个完整的建筑业周期，即便在一个不完整的周期内，其自身的波动及其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也十分显著，而密集的调控政策则是波动的主要因素。
分析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应重点关注三个方面
一是公共风险的演化。公共风险包括经济、社会、政治、生态等风险。经济风险是与经济波动密切相关的，与经济波动相伴的是经济风险的演化。判断中国经济是否进入新阶段，可以从经济风险的视角进行分析。当前，我国经济领域的诸多风险并没有有效地化解，部分领域甚至进一步积聚，金融、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债务等领域都已引起高度关注，其风险的化解仍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二是经济结构的变迁。近年来，我国总需求结构、总供给结构、产业结构等有所改善，为防范化解公共风险打下一定基础，但经济结构变迁的内生动力不足。这显然是一种深层的公共风险。消费持续稳定增长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依然不足；传统产业的调整效果显著，但新兴产业的发展非一朝一夕之功；房地产去库存政策效果初现，但房价进一步上涨压缩了未来的政策空间；在政府和企业杠杆率未降的情况下，居民部门杠杆率有所上升；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弱化了实体经济企业降成本的政策效应。总体来看，经济结构变迁仅靠原有产能的循环往复是不可持续的。
三是深化改革的进展。直观地看，2017年“超预期”的经济数据也从另一面反映出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2016年大幅地去产能、去库存，房地产市场的再次火爆，货币投放的快速增长，各种政策一齐发力，扭转了通货紧缩，PPI结束了50多个月的负增长，经济下行风险警报暂时解除。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新旧动能转换的新阶段，而“新动能”只能是来自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的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不言而喻，这取决于改革的进展。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应把防范风险放在首位
西方经济周期理论的自身局限性及其非普适性，意味着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不能依据经济周期理论的分析做出。依据经济周期理论，市场界有人认为我国已经进入了新周期，也有人认为现在仍是经济周期的萧条期。进入了新周期意味着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适度转向，进入了萧条期意味着要继续扩大和放松宏观经济政策。从现实来看，这两种看法显然都不可取。在不确定性强化，金融风险、财政风险、社会风险叠加的情况下，不宜以确定性的思维模式来理解经济数据，从而做出决策，而是应在宏观政策目标上把防范风险放在首位，以识别、预警和化解公共风险为政策内容。稳住了公共风险，化解了金融与财政风险，经济表现就不可能太差。经济新常态条件下，能有效遏制公共风险，就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成功。
国家治理本质上是应对公共风险，宏观经济管理本质上是应对经济风险。长期来看，技术进步与市场主体需求个性化、多元化，风险一直在变化，各类风险的叠加、转化与渗透形成了风险的迭代效应，即复合型变化。一方面，传统宏观经济政策在迭代变化的风险中效应递减，这在西方国家更加明显，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和新自由主义“各领风骚”数十年。政策效应递减不在于政策本身，而在于固定的政策框架跟不上风险的迭代变化。另一方面，社会学习能力的增强与信息技术的应用，虽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市场间的信息不对称，但风险的迭代变化又产生了新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宏观经济政策效力在市场套利行为中消解。“去库存”政策本意是通过降房价、降购房成本“去库存”，却被市场解读为“房价上涨”，形成了新一轮的“炒房”热。经济周期理论也一样，在风险迭代变化情况下，经济运行不会呈规律地波动；如果真的存在可预测的经济周期，也会在市场套利行为中趋于发散。跟踪风险的变化，把握市场主体的行为，是发挥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关键。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拦路虎”还不少，各类风险挑战相当严峻。防范化解公共风险与长期的经济增长不矛盾，但短期内会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指标。笃信所谓的经济周期理论，坐等经济繁荣的到来，将会在理论认识上遮蔽公共风险；而看不到看不清我国发展过程中的风险，也会麻痹改革的决心，延滞改革。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防范化解公共风险，促进发展新动能的形成，是我国实质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关键。
这意味着宏观经济政策也需要转型，转向以公共风险防范化解为中心目标，并以公共风险状态来检验宏观经济政策的成效。随着不确定性日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防范化解公共风险就成为宏观经济政策乃至改革政策的第一要务。这是过去从来不曾遇到的新情况，中央把防范重大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的首位，说明在实践中已经意识到风险的头等重要性。但我们的理论研究还没有跟上，理论思维还停留在旧时代，这也恰恰是另一种风险，只是我们还没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