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燃气下乡、清洁取暖、清洁用气，是助力打赢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一环，也是让民众安全、温暖、清洁过冬的民生工程。
但在基础设施落后、居民经济收入有限的农村地区，如何保障农村群众在经济可承受的前提下的用气需求，背后的经济账还得算算。
《中国散煤综合治理报告2020》显示， “十四五”期间，中央清洁取暖资金需求范围为246.6 亿元-331.9亿元，其中，建设补贴需求为176.6亿元-214.1亿元，运行补贴需求为70.0亿元-117.8亿元。
多位受访人士指出，目前农村用气仍过度依赖补贴，要想用得起、用得好，需丰富气源供应，建立政府、企业和用户三方协作的长效机制。
“受收入水平限制，农村居民使用燃气取暖的意愿和支付能力有限”
“现在使用的管道天然气与城区天然气价格一样，都是2.65元/立方米，因此100元燃气费只用来做饭的话大约能使用3个多月，政府还一次性补贴266元，性价比很高。”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茶庵乡老秦营村村民娄香兰说。
“家里用上天然气方便又干净，不仅能做饭，还能取暖、洗澡，生活条件和质量比以前提高了很多。”河南省南阳市汉冢乡三八村伍富庄村民胡守鹏说。据河南南阳蓝天燃气公司宣传部杜建堂透露，截至今年2月，宛城区已有210多个自然村的10300多户村民用上了天然气。
记者此前走访多个煤改气村庄，村民大多对使用清洁能源表示认可。“但受收入水平限制，农村居民使用燃气取暖的意愿和支付能力有限。相对煤炭、柴火取暖，天然气价格偏高，尤其是在冬季采暖用气高峰期，非计划用气量激增，造成燃气使用成本加大。”某不愿具名燃气行业人士指出。
据调查，86%的农村居民期望的取暖成本在2500元以下，超70%的农村居民期望取暖成本在2000元以下。近期也有多地爆出“村民家中壁挂炉安了不通气”“通了用不起”的现象。
“使用燃气后，多地户均取暖费用比过去提高1000-2000元，在当前补贴状况下，有11%的用户表示无力承担燃气取暖成本，超过30%的用户表示如果没有运行补贴，将无力承担燃气取暖经济成本。”某业内人士说。
“气源充足、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对燃气价格承受能力较强，适宜大力推广。比如川渝地区具备资源优势，用气方便，燃气下乡普及率很高，‘镇镇通’通气率可达8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郭焦锋说。
对于管网暂无法覆盖的地区，使用LNG点供及LPG微管网优势颇多，但未来转换天然气需要进行管网系统置换并更换灶具，同时LNG点供局域网建设需要配建LNG气化站，设备运营管理要求较高，无形中增加了成本。“可以动员有条件的地区使用生物天然气清洁供暖，增加气源，而不必局限于管道天然气。保护环境和增加收入一举两得，减轻采暖成本压力。”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经济师徐博说。
此外，农村房屋质量和建筑节能改造也是影响用户用气成本的又一大因素。有观点认为，应推动农村建筑节能改造提升房屋保温性。但受访人士均表示，农村多为自建房，改造操作难度大，只能在具备条件的地区进行引导，靠政府投资改造并不现实。“燃气下乡还需量力而行。”徐博说。
“未来补贴终将消失，因此靠政府补贴不是燃气下乡的驱动力”
运行补贴对推进燃气下乡和农村清洁取暖工程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补贴政策直接影响着农民燃气取暖的可承受能力，但多地补贴已经开始退坡。
以河北为例，自2017年煤改气工程实施以来，农村居民享受三年补贴政策，给予1元/立方米的气价补贴，每户最高补贴气量1200立方米，也就是每户补贴最多不超过1200元。这项补贴由省、市、县三级政府共同出资各承担1/3。
据了解，煤改气三年补贴期满之后，省级一方将采取退坡方式（逐步减少、最终退出）继续补贴2年，即2020年冬季采暖用气享受的补贴退坡减少50%，2021年冬季采暖用气享受的补贴减少至25%，之后将不再给予补助。至于市县两级，可结合各自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办法。
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司长刘炳江曾表示，对于煤改气、煤改电，中央财政大力支持，各地也积极行动，主要体现在补贴上。“前几年中央资金主要补贴建设，去年开始，在大气污染专项中财政部已经拿出一部分资金，给煤改气、煤改电进行运营补贴，一些省市已经宣布了要持续补贴，不会轻易退坡。”
“补贴款项让政府背负不小的财政压力，未来补贴终将消失，因此靠政府补贴不是燃气下乡的驱动力。”陕西省燃气设计研究院原院长郭宗华说。
郭焦锋认为，补贴是农村清洁取暖和用气的关键一环，短时间内不会轻易退出，预计还将持续7年左右，但未来将逐步退出，因此不能仅靠补贴提升燃气普及率，应从燃气供应链上降低成本。“比如降低增值税，将增值税从9%降至6%甚至更低，以减少供气和用气成本。”
“建议优化、完善燃气门站价格政策，灵活运用市场化交易机制，
确保民生用气门站价格总体稳定”
上述燃气行业人士指出，用气价格作为燃气行业中最为重要的问题，历来备受关注。农村燃气市场由于地广人稀，用户分布零散，成本投入大，企业亏损现象普遍存在。虽然政府已制定了不少价格方面的规范性文件，但是在近年来的燃气价格改革调整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在我国，成本监审的工作起步不久，法律的依据还不够充分，监管的经验还有待积累。在近期中央部署的供给侧降气价统一行动中，各省的方案差别很大。保证老百姓用得起气，还需从源头降本。”该人士补充说。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降低气源成本需加大科技攻关力度，提升关键技术及装备的国产化水平，并重点推进高端燃气壁挂炉的国产化，降低终端用户的初始投资费用。同时，建立LNG资源采购协商协调机制，避免出现多家主体竞争、哄抬价格而导致用气价格大幅波动。同时，尽可能减少天然气供应中间环节费用，完善成本监审机制，定期公布典型城市输配气价和销售价格，建立终端用户自主选择气源的途径。
“建议优化、完善燃气门站价格政策，灵活运用市场化交易机制，确保民生用气门站价格总体稳定。”徐博表示。
郭宗华认为，在多方协同配合、构建监管体系、提高政策执行能力的同时，还要加强政府与公众的双向互动，最大限度地争取公众的理解、支持与配合。“燃气下乡，政府、企业和用户应‘抱团’培育市场。供气公司要看长远，以市场培育为目的，切勿只顾眼前利益对市场造成损害。”
“当前，一些地方政府走上了两个极端，要么放开不管让企业自己竞争，造成‘神仙打架’；要么极端控制只允许一家燃气公司垄断市场。这两种都是不健康的市场业态，二者皆不可取。”郭宗华坦言。
“地方政府在新开拓的地区，可给予燃气企业一定的特许经营权等优惠条件，以保证偏远地区的燃气供应。在有条件的地区，可通过竞争推动燃气公司开拓市场的积极性，健康有序推动燃气下乡。”郭宗华进一步指出。
评论 | “用得上”更要“用得起”
燃气下乡，说来其实并非新鲜事物。近年来，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推行的煤改气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一种探索。今年初公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推进燃气下乡，支持建设安全可靠的乡村储气罐站和微管网供气系统”，燃气肩负起了振兴乡村的重任。但总结经验，“用得起”是决定燃气能否在乡村“畅行”的关键因素。推动燃气下乡，其中的经济账必须先算算。
相较而言，乡村地区居民收入偏低，对用能成本更加敏感。如果仅是用来做饭，燃气费用或许并不高。但如果同时用来取暖，费用便会陡增。有调研显示，农村房屋保暖性较差，冬季室温要维持在18摄氏度，每月燃气费用可高达1500元。这比烧煤或薪柴显然要贵得多，就算用起来再干净、再方便，也会让很多低收入者望而却步。更有甚者，即使在政策推动下用上了燃气设备，也出现了因气价过高而弃之不用的案例，不仅造成了资源浪费，也给燃气下乡政策抹了黑。
可见，燃气下乡绝不能“一装了事”，保证居民“用得起”比“用得上”更加重要。
此前，补贴是煤改气顺利推进的重要因素。但燃气下乡范围更广，如果仍主要依靠补贴，无疑会给财政带来更加沉重的负担。“磨刀不误砍柴工”，燃气下乡大规模推广之前，寻找到政府、企业、居民都满意的方案是必需要做的功课。
一方面，因地制宜选用合适的“气源”，提高居民用气的性价比，而非“一刀切”使用天然气，是降低居民用气成本的根本途径。如在生物质资源丰富、技术成熟的地区，生物天然气不失为好的选择。在偏远的山区农村，液化石油气也可为居民做饭带来更多便利。另一方面，加强技术创新、设备国产化，从燃气全产业链各环节降低费用，也是可选措施。此外，优化燃气定价政策，完善成本监审机制，也是稳定乡村用气价格的必要之举。
但要降低农村居民用气成本，尤其是用气取暖成本，要解决的难题远不止这些。农村房屋普遍面积较大、保暖性较差，节能改造必不可少，否则燃气表中走高的数字，不仅让百姓吃不消，也会对燃气资源造成巨大浪费。但就当前的农民收入水平而言，愿意自费对房屋进行节能改造的又有多少？尤其需要引起注意的是，随着近年来极端天气的增多，我国冬季用电与用气高峰叠加，且尖峰用量屡创新高，尽管我国在天然气产量与储备方面做足了工作，但一旦气源紧张，气价上升，农村用气居民如何不受影响？
民生无小事，办好暖人心。燃气下乡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其初衷在于提升乡村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如果因为使用燃气而给居民带来巨大经济负担，无疑是本末倒置。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未来农村地区居民收入必然逐步增加，那时，使用燃气的费用或许对农村居民来说已可以承受。但在目前，控制农村居民用气成本，“把好事办好”，让农村居民用气既“暖身”又“暖心”是首要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