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化石能源消费暂时出现“回摆”，但碳中和方向未变。
近年来，各国纷纷在着力解决在能源安全、能源绿色和能源经济的“不可能三角”中怎样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平衡来达到三个目标的均衡。
而受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等影响，能源相关二氧化碳排放创出历史新高，煤炭排放占比超过四成，形势严峻。尤其是全球气极端气候的出现、地缘政治的博弈，特别是欧洲出现能源危机纷纷重启煤电、核电以度过能源短缺困难，化石能源消费出现明显“回摆”。
但好的方面来看，低碳能源技术创新加速，绿色低碳转型进程也在加速。不过地缘政治与极端天气则具有不确定性，也成为新的挑战。
为应对这些挑战，从典型国家和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公司来看，都在一方面着力应对短期能源危机，另一方面从长远着眼做好能源绿色转型。
比如，欧洲多国特别是德国重启煤电和核电以解燃眉之急；更多国家实施更为积极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力求通过加速可再生能源发展对化石能源形成减量替代；从市场机制上来看，全球的碳市场建设和改革进程也在不断推进，特别是欧洲议会通过CBAM(碳边境调节机制)修正提案，进一步要在全球国际贸易中实施落地；此外，各国也从国家层面加强了气候领域的合作，在COP26(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基础上，2022年COP27达成历史性协议，首次设立气候“损失和损害”基金，用于补偿发展中国家因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和损害”；从中美之间看，在气候领域还是可能有最大公约数的，是最可能形成合作的领域。
而从跨国公司尤其是大型车企、能源企业等来看，也都调整发展战略，加快绿色转型的步伐、构建低碳环保的生产体系、加快CCUS(碳捕获、利用与封存)等技术研发应用，开发和推广绿色低碳产品。
从全球来看，未来，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难度加大了，但是低碳转型的方向没有改变；能源安全在一段时间成为各个国家关注的优先项，加快推行化石燃料从主体能源向保障性能源转变的趋势依然较为明显；全球对清洁能源的投资力度在加大，中国将在能源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能源结构将持续优化
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正稳步有序推进，总体上来看，单位GDP碳排放明显下降。根据我们测算，中国能源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与GDP的比值保持下降趋势，万元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2010年的2.54吨下降到2021年的0.96吨；能源结构中清洁能源占比快速提高；电力结构不断优化，2022年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首次超过煤电装机，截至2022年底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12.13亿千瓦，占全国发电总装机的47.3%。
与此同时，产业结构持续升级，以新能源车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速，如2022年中国新能源汽车持续爆发式增长，产销分别完成705.8万辆和688.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6.9%和93.4%，连续8年保持全球第一，提前完成了“十四五”规划目标。此外，能源资源使用效率持续提升，全国碳市场也在加速建设中，目前中国是全世界运行最大规模的碳市场。
从工作动态来看，2022年中国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已经建立，2022年以来，各部门围绕“碳达峰十大行动”工作部署，在所涉及的能源、节能、交通、城市建设等重点领域出台40多项政策，为下一步中国“双碳”行动指明了方向。同时，煤炭作为兜底保障能源的定位进一步确立，2022年全年实现增产煤炭3.2亿吨，实现了年初目标。此外，新能源大基地建设提速，整体规模达4.55亿千瓦的沙漠、戈壁、荒漠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正在加快推进；新能源全面参与市场交易也在加快推进；国家也从制度上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
从企业角度来看，中央企业和龙头民营企业率先行动，据不完全统计，已有约20家中央企业发布了“双碳”行动方案，民企在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的同时，推动产业链整体绿色低碳转型。企业在新能源领域布局明显加快。国家能源、华能、华电、三峡等企业“十四五”期间新增新能源装机目标均超过70GW。同时，现代煤化工加速发展，推动中国煤化工产业向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快速发展。此外，CCUS、氢能等技术研发和项目试点加快，企业碳资产管理关注度提升。
中国能源转型依然面临挑战
过去一年中，中国能源产业转型面临经济增长约束以及成本和技术等制约，国际合作外部冲击因素增多，内外压力下，重点仍须解决能源转型发展的一些体制机制问题。
一是产业链低碳转型面临稳增长、降成本、促创新等多重约束。经济增长内在需要能源支撑，但是能源消费增长又与“双碳”目标有所冲突，须考虑如何平衡好这个矛盾；同时，传统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承压，大家纷纷将目光转向风光氢能等新能源，但转型成本高、技术路线不一，需要长时间摸索和试验；此外，新兴低碳产业受技术、材料、能耗等因素约束，还未能快速发展。
二是从能源结构调整方面看，要做好保安全、顺机制、强技术问题。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之间处于两难困境，新能源发展也面临着不能够大规模被电力系统所接纳，大基地中西北的风光还未能进入电网体系；另外，储能、氢能、CCUS等“双碳”领域新的技术商业化应用尚需时日。
三是区域发展不均衡加大“双碳”工作统筹协调难度。一方面，中国能源输出地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新能源也主要集中在这些地区，而能源消费力主要在东部，空间上的不均衡导致各地碳排量碳排放差别很大。另一方面，碳数据统计制度仍不完善。这些都需要我们下一步在制度政策层面加以解决。
四是“双碳”推进仍缺乏足够资金支持和金融工具支持。目前来看，实现“双碳”目标所需资金缺口较大，2018年以来中国年均新增气候投融资贷款1.7万亿元，与每年超过3万亿元的新增投资需求相比仍有较大缺口。且目前参与投资主体较为单一，当前“双碳”目标所需的资金缺口仍以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传统的绿色金融业务为主，参与主体多为国内政策性金融机构及大型中资商业银行；此外碳金融产品和衍生品比较欠缺。
五是从市场体系来看，“双碳”市场体系和运行机制尚不健全。比如，中国碳排放市场虽然为全球最大，但是覆盖行业、产品均非常有限，与其他市场相比比重较小；电力市场改革依然面临电源结构优化、价格机制改革、竞争效率提升等多重挑战；绿电交易还处于试点阶段，碳市场与电力市场的协同发展和价格衔接机制有待完善等。
六是“双碳”国际合作还面临绿色壁垒、地缘政治、大国博弈等冲击。比如，欧盟CBAM等可能成为绿色贸易壁垒。
统筹推进经济发展和“双碳”目标实现
中国要统筹经济发展和“双碳”目标实现，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具体而言，我们要立足以煤为主的国情，兜住能源安全的底线，在区域之间要充分考虑资源富集地在能源保护和支撑发达地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设计更加具有激励性的科学的考核机制。同时，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我们认为，新型能源体系应该是主要依托沙漠、戈壁等大型新能源基地，探索形成一个最大化消纳的可再生能源新型能源体系。新型能源体系不能简单理解为新型电力系统，它应该是新型电力系统的一个“升级版”，更多是一个多能互补的且离不开氢的新型能源体系。
过去能源体系主要着眼于大基地配合高压外送，而新型能源体系更多考虑这些大基地的新能源如何就地消纳。在其中氢就可以有独特的担当。
比如，氢作为清洁优质的二次能源，可以在交通领域对汽柴油形成替代；作为储能方式，可以与电力系统配合，以长周期、大规模、跨季节的储能方式帮助新能源集中外送；作为清洁的化工原料和还原剂，氢可以在煤化工、石油化工里面来替代煤炭石油气。这样就把氢纳入到工业体系里，对中国作为工业大国脱碳减碳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同时，也为新能源就地消纳提供解决方案，与当地工业农业结合还可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缩小地区差异。
总体而言，长期来看，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方向不会改变；短期内，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能源资源供给压力作用下，仍须遵循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做好“先立后破”大文章。
未来，“1+N”政策体系将进一步完善；智慧电网、数字经济的结合，使得新模式新业态也将不断涌现；不同地区和行业碳达峰路径也会呈现差异化，要充分尊重地方实际和经济发展需求，推动碳达峰路径差异化，对待各个产业不能“一刀切”；下一步“双碳”推进策略也会更加务实。
从具体建议来讲，首先要把握好先立后破、有序推进的要求，尊重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在区域之间建立更加公平、科学的考核机制。探索能源输出地补偿机制，如转移支付、税收优惠，激励其更好地做保供，同时有时间空间积极转型。
其次，促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面对中国以煤为主的国情，最现实的问题是怎么样把煤用好。因此，一方面，要做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其中，存量替代意义很大，如把新能源导入进来，做好煤炭和新能源的耦合，然后在存量里面用新能源。比如通过氢来帮助新能源导入到存量里面来做替代；同时做增量，大力发展新能源。通过多措并举支持煤炭清洁方案不断优化，支持中国能源大国转型行稳致远。
再次，通过大力发展“风光火储氢”源网荷储一体化配电网络等，支持新能源平稳健康发展。比如，探索离网制氢等，来解决新能源外送和消纳问题。
最后，还要继续推进产业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全面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利用，加快健全“双碳”支持政策体系，并差异化推进“双碳”国际合作等。
(本文根据景春梅2月28日在《中国碳达峰碳中和进展报告(2022)》发布暨“碳达峰碳中和”研讨会上的讲话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