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罕见的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样也影响到我国能源外交条件的变化。在金融危机的新形势下，世界新能源革命的浪潮方兴未艾，我国能源外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开始被深刻认识。总体上说，我国能源外交的有利因素明显增多，机遇大于挑战；我们应充分发挥其能动性，推动国家能源外交转型，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和发展战略。

　　化金融之“危”为能源外交之“机”

　　从政治层面看，我国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姿态展现于世界，拓宽了我国能源外交的发展空间。近年来，我国的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无论在国际合作领域，还是在多边或双边会谈期间，我国都以积极负责的态度，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及时提出合理建议，并以实际行动做出贡献。尽管我国所言所行都保持相对低调，但无论是国家的高层领导出访，还是组团到欧美各国采购，以及与亚非拉美国家的友好交往，都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和热情拥戴，甚至不少国家对我抱以“救世主”的期望翘首以待。国际声望的明显提高为我能源外交的拓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和外交支持。去年以来，我国与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巴西、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国能源合作的顺利推进，都是很好的佐证。

　　从经济层面看，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和外汇储备的长期积累，我能源外交拥有较为充足的资金支撑。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重创，不少国家经济形势萧条、低迷。而我国由于经济的长期稳步发展和近期“拉动内需、促进发展”政策的到位，金融形势依然乐观。据查，迄今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达两万多亿美元，雄居世界第一。我国还成为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在当前世界不少国家处于经济困难、采购能源产品囊中羞涩之际， 我国经济实力的优势也成为能源外交的有力资本。

　　从安全层面看，我国对能源运输通道与储备采取了积极措施，增加了能源外交的保障条件。一是从去年年底开始，我军事力量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打击海盗任务，有效地为祖国的货轮保驾护航。加强我海空军建设也已成为我国防发展的重要战略，并着手建造航空母舰，这些举措对今后我能源产品进口的海路运输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保障意义。二是近年来我国审时度势地增加了战略石油储备，在建设镇海、舟山、大连、黄岛四大储油基地的同时，开始建设国家、地方、企业和中小型公司四级相结合的原油储备体系。我国内一期原油储备基地可容纳1.02亿桶原油，正在推进的二期石油储备基地建设可容纳1.7亿桶原油，中长期储备目标为5.119亿桶，逐步实现我国原油战略储备满足90天需要的消耗量，这为我能源外交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从发展角度看，我国已将发展新能源提高到了战略高度，为能源外交的发展开拓了新领域。近年来，我国在继续开采、使用传统能源的同时，前瞻性地把握历史机遇，顺应国际能源发展大势，下大力气开发和使用风能、水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我国的一些新能源科研项目已走在世界的前沿，在新能源的博弈中有了良好的开端。今年3月下旬13个部委联合举办的“2009中国节能减排和新能源科技博览会”，集中展示了我国近年来研发使用新能源的巨大成就。我国政府的新能源发展规划已经制定，将择机推出，到2020年国家将投入3万亿元用于新能源的研制开发和使用。一些地区瞄准消耗能源较大的运输产业，计划到2012年使用新能源汽车不低于6万辆，其中北京将要实现5%的混合动力汽车上路。我国研用新能源的势头强劲，这为能源外交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从国际因素看，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深刻，难以在短期消失,我国能源外交的优势依然明显。温家宝总理在最近召开的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指出，“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现在还难言见底。世界经济的复苏将是一个缓慢、曲折的过程。” 在可预见的未来，国际金融危机仍在扩散和蔓延，我国的政治、经济、外交优势将继续显现，能源外交处在一个能攻能守、可纵横捭阖的空间。

　　能源革命带来能源外交新挑战

　　首先，受金融危机影响，传统能源价格大起大落，增加了我能源外交的复杂性。去年7月，国际油价一度暴涨至每桶147.27美元，但时过半年后的12月，又暴跌至33美元，成为近4年来的最低点，近几个月又一路攀升到72美元，然后又下跌。这种油价的大起大落虽不可能每年都出现，但“油价随着经济形势而波动，随着市场供需关系而调节”却是铁的规律。有资料显示，美国的原油储备价格在每桶30美元左右，而我国去年原油储备的平均价格是每桶58美元，某一时期每桶价格曾高达100美元以上。国际能源署今年年初分析，“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石油公司纷纷减少投资，导致原油开采量和储藏量下降，但危机后经济反弹必然会刺激油价高涨，4年后或许会爆发新一轮能源危机”。能源价格的波动性，决定了能源外交的复杂性和运作的艰巨性，稍有疏忽，就会对国家利益造成巨大损失。

　　其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气候变化为由，向我施加新的压力，对我能源外交构成新障碍。过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曾抛出“中国能源威胁论”，以图干扰我能源外交的推进，阻止我经济需求和发展。近年来，它们又打出“气候变化问题”的新牌，在一些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项目中，时而听到美国抨击我国的声音，把空气污染和地球变暖的罪过强加在我国头上，企图达到与“中国能源威胁论”异曲同工的目的。近期，南亚国家与我在领土、领海权益问题上表现出强硬姿态，其背后都可看到美国的影子。这为我能源外交的发展增加了新的难度。

　　再次，我国在世界新能源博弈中，尚没有绝对优势，新能源外交任务艰巨。一是我国新能源的研发起步较晚，许多核心技术掌控在外国人手里。我国目前还没有完善的电力储存技术，风电电网接入技术、太阳能光伏发电过程中的间歇性等问题也成为新能源发展的瓶颈；二是我国已经开发研制的一些项目，成本高，其商业利用还需要政府给予大量财政补贴，短期内风电和核电等仍难成为商业化的主体替代能源。相比较而言，美国开发新能源的势头十分迅猛，奥巴马执政后把发展新能源作为重大战略，提出到2012年全国发电量的10%来自新能源，2025年这一比例达到25%的目标，以图抢占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我国作为能源消耗大国，如果不紧跟新能源发展的大趋势，就有可能在世界新能源革命中“踏空”或“落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为此付出极大代价。

　　中国迎来能源外交转型

　　我国能源外交正处在使用传统能源和开发新型能源“两种形态能源的交织期”。传统能源的日益减少、且面临节能减排问题的紧迫性，凸显出新型能源的可持续性、超强动力性和良好环保性的优势。随着世界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未来世界从传统能源向新能源的转变将是科学的选择，是大势所趋，也势必影响到世界能源格局的新变化。这是我能源外交面临的新特点，也是能源外交未来着力发展的新方向。对此，我们应该做到“三个着眼于”：

　　第一，着眼于世界能源发展的新形势，思想上树立“大能源”的理念。以往我们讲能源一般是指传统能源，又多指油气资源。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其约定俗成之理。但随着世界“绿色能源”革命的兴起，传统的能源观念已远远不够，“大能源”的概念应运而生，它既包括传统能源，也应包括新能源。这体现了我能源外交既服务于我国能源安全战略，又服务于能源发展战略的宗旨。我们只有在思想上树立了“大能源”的理念，才能在未来的能源外交博弈中，做到传统能源和新能源统筹兼顾，争得战略主动。

　　第二，着眼于我能源安全战略的需要，传统能源外交博弈应在“三适”上下功夫。尽管研发、使用新能源是大势所趋，但由于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键时期，在可预见的数年内，传统能源仍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在传统能源外交方面，必须坚持国家、地方政府和国营与民营企业相结合的外交攻势，规划好在能源上游产业投资时间节点的早与晚，把握好进口油气价格的高与低，掌控好进口油气数量的多与少，力争做到“三适”，即：“适时、适价、适量”，通过各种灵活有效的外交方式，力求以较小的成本实现国家能源利益的最大化。

　　第三，着眼于我能源发展战略的需要，筹划未来，将新能源外交做早做实做活。由于我国传统能源资源相对不足，经济发展对其需求量又很大，这一特点逼迫我们必须顺应世界新能源发展的大势，将开发使用新能源作为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之策。我们应对世界新能源变化格局和发展趋势，进行密切跟踪和研判；加强国际间的新能源合作，不失时机地吸收和引进国外新能源技术、设备和成果，特别是将应用范围广、见效快、成本低廉的项目作为外交合作的重点，以增强我新能源竞争力；要把新能源外交和节能减排相结合，重视与发达国家的能源对话，并充分利用有关国际条约和国际论坛，阐述我新能源的立场、态度和政策，争取国际能源领域的话语权，抵消国外“遏华势力”在气候变化方面对我的压力，在维护我能源经济利益的同时，谋求国家的政治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