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众议院于6月底以微弱多数通过了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少美国对进口石油依赖、奠定美国绿色能源蓝图的《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该法案的核心是限制碳排放量，通过设定碳排放上限，对美国的发电厂、炼油厂、化学公司等能源密集型企业进行碳排放限量管理。尽管该法案与原提案相比增加近90条修正案，但直到众议院表决的最后时刻，奥巴马仍通过私人电话以及公开呼吁等，才促成了该法案的通过。但法案通过后，奥巴马仍旧不能放松，积极为法案在参议院通过造势。目前，美国国内在这一问题上的争论愈演愈烈。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也成为国际和国内学者关注的一大焦点。
奥巴马力推清洁能源法案
奥巴马政府力推《清洁能源安全法案》的动机和目的，可以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由于共和党布什政府青睐石油等大企业利益而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致使美国在国际环境斗争上处于被动。奥巴马政府摒弃了布什政府在气候政策上的保守立场，将应对经济危机与推动气候政策立法、促进新能源经济、重塑经济竞争力并举，并藉此改善美国在国际气候合作领域的形象、提高其影响力。
即使单纯从经济角度考虑，民主党政府大力推动新能源经济，也必将使美国像克林顿政府在信息技术上那样，在绿色经济方面引领世界潮流，特别是在与日本和欧洲的技术标准竞争中，力争扭转颓势。
作为奥巴马政府的重要议程，该法案也充分彰显了美国誓要摆脱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作为世界最大石油消费国之一，美国希望提高非传统能源在其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例，减少对进口能源的依赖。长远看也是为了减少卷入如中东这样的世界冲突地区事务，以腾出更多精力应对全球战略问题的必要一步。
奥巴马盛赞法案获得通过，他称这是通向遏制全球变暖、减少化石燃料里程中“极其重要的第一步”，这些措施将促进美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并创造数百万个就业岗位，刺激美国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碳排放交易法案是奥巴马能源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目的是以温室气体减排作为向清洁能源经济转型的重要契机。领导世界清洁能源革命的法律指向，并为即将于今年12月召开的世界气候变化峰会准备条件，因此这一政策目标得到美国执政党和民众的大力支持，国会两院领导也纷纷表示欢迎。
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主席、也是该法案的主要起草者和支持者、民主党人韦克斯曼称：“这一法案将打破我们对外国石油资源的依赖，使我们国家成为世界清洁能源领袖，并削减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这可谓是对奥巴马新能源法案目的的最好注解。
反对之声不绝于耳
新能源法案面临的挑战亦不可忽视。尽管自奥巴马上台后就信心十足、埋头苦干、一心一意要通过美国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气候变化法案，但该法案在众议院仅以微弱多数危险过关，其过程实属不易。现在《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能否在参议院通过的争论成为当下美国政界、工商界、学术界和普通公民热议的话题。
石油行业认为此法案出台太过仓促且不甚合理，天然气供应商则对此表示满意，也有部分环保人士担心因政治妥协而导致此法案与既定目标相去甚远。
共和党人批评《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既不能有效改善环境，也无助于拯救陷于衰退的美国经济，甚至认为这一法案无异于“国家能源税”，是一个工作“杀手”，将给美国家庭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不利影响，而且会使美国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并将引起大量失业。有的共和党议员放言，此法对美国“有百害而无一利”。
与几乎以一个声调反对为美国碳排放设限的共和党人不同，民主党内部纷争四起，分歧相当大。克里等一些民主党人认为，美国若不表现出可信的领导力，哥本哈根大会期间和会后都不会取得任何成果。
规模日渐壮大的民主党中间派议员则对该法案明确表示反对，他们大都来自弗吉尼亚、内布拉斯加和密歇根等州，这些州有强大的燃煤制造业或农业游说团体需要安抚。
更糟糕的是，有10名民主党参议员（大多来自中西部）竭力主张，若想让他们支持法案，则必须要在其中纳入一项机制——对来自那些尚未接受各自碳减排目标的国家的进口征收“绿色关税”。这一举动会导致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在开始前就夭折。
最不祥的事情当属横刀立马的阿肯色州民主党参议员布兰奇·林肯日前升任参议院农业委员会主席。明年将面临连任选战的林肯称，众议院的总量限量及交易法案“绝对不可能（在参议院）获得通过”。
对《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在参议院遭遇的重重危机，《纽约时报》日前撰文称，仅仅有关于可再生能源的相关立法并不够，因为这或许将导致美国“在与环境的赛跑中失去宝贵的时间，在与新清洁能源的比赛中失去优势，并且将丧失在今年年底举行的第二轮全球气候谈判中的领导权”。
也有人指出，在环境和能源问题上，美国应该采取国际性的协调行动，而不应采取单边举措。很多环保专家认为，美国此法本身固然是进步，但不能过分夸大这种进步性。例如，美国到2020年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而国际社会的减排目标是以1990年为参数的，如果同比进行换算，这仅相当于在国际社会公认的1990年基础上减排4％，这与欧盟在此基础上减排20％的承诺差距很大。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评估报告曾提出，在2020年以前使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25％至40％。美国作为碳排放第一大国，其减排承诺与其身份地位相差甚远。究其原因，当然有美国政府防止在经济危机时期因减排而减少就业机会、削弱经济竞争力等因素的考虑，同时利益集团、政党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
各方利益博弈决定法案进展
与长期以来久拖不决的医疗改革一样，新能源法案最终能否通过，显然是美国国内各派势力之间较量与妥协的结果，必将造成几家欢喜几家忧的结局。在当前美国正就医改方案争论不休之时，美国参议院在年底前通过《清洁能源安全法案》的难度可想而知。
鉴于美国这样一个内政与外交密不可分的超级大国，其能源政策同样影响到美国的外交政策。虽然国际社会普遍敦促和呼吁美国政府采取更具建设性的气候政策，但是奥巴马政府由于受制于内政因素的掣肘和保持美国国际竞争力的考量，在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之前，美国政府的与气候政策有关的能源政策推进必将是一个渐进的、充满利益博弈的过程。
美国的能源气候政策问题实质上也是国际气候博弈问题。奥巴马政府力推的《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标志着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迈出重要的一步，必将对中国这样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更大的减排压力。因为在对待发展中国家减排义务方面，奥巴马政府与布什政府的立场基本一脉相承，那就是意欲淡化、回避1997年《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公平性原则以及具有广泛国际共识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并希望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承担较高的、明确的、可验证的减排任务。
虽然奥巴马在刚刚结束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建议富国向最贫穷以及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财力和技术支持，但并无具体承诺。这表明美国的能源与气候政策本质是为了提升其自身国际竞争力，而不是解决世界环境问题。
